《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探究.docVIP

《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探究 蒲松龄坎坷的一生和特殊的生活经历，对他写作《聊斋志异》无疑有重大的影响，而科场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更使他在思想上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政治制度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使他经常处于苦闷、无聊之中，因此他借《聊斋志异》的创作以抒“孤愤”之情，从中寻求心理慰藉，而其中的女性形象正充当着他的理想载体，饱含着他在人生失意后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欲望、动机和理想。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据统计，全书五百余篇，其中描述女性的作品占一半以上。这些命运不同、形态各异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往返于幽冥仙界的花妖狐魅，精灵鬼怪。她们/多具人性，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大部分是温柔贤惠，美丽多情的，是作者笔下理想女性的写照，代表了中国传统妇女“真、善、美”的一面。另一类则是平凡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妇女形象。她们或为人妻，或为人母，她们是作者笔下悍妇、妒妇、女强人、女豪杰以及善良贤惠、求真向善的典型代表。在这些女性身上，体现了作者将明末主情浪漫情思与清初经世致用思潮融为一体的愿望。下面拟分类作具体阐述: 一 异类幻化的女性 1、女仙形象 《聊斋》女仙以富有人性的光芒荡涤傲慢无情的神界苍穹，使神仙这一文学形象丰满生动，变得可爱可亲。 个性的张扬使聊斋女仙的系列形象春兰秋菊，交相辉映。芳云姐妹均聪慧诙谐，学识渊博，谈吐不凡，使颇有名气的中原才子王勉也不免为之相形见绌，最后中原才子只得以“藏拙”了之。然芳云之知礼识人与绿云之工巧又迥异(《仙人岛》)。 追求情欲满足与快乐，情在欲的寻求与获得中体现、完成，在欲中得到真实的感受与体验。蒲松龄以此作为女仙形象的基调，实现对神仙传统形象的反动与重铸，从而在古典小说长廊中绽放出异彩流光。 女仙们放弃了造作的男仙，选择凡间男子为情爱对象，她们的爱一般不必经过漫长的相处与了解(《锦瑟》除外)，直接指向人类最本能的情感表达与渲泻方式)))性爱。罗子浮(《翩翩》)“败絮脓秽”，仙女翩翩引归洞府，为之疗伤数日，疮痂尽脱，就女求宿。女曰:轻薄儿！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报德。遂同卧处，大相欢爱。翩翩虽身居仙洞，却有着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和对幸福的向往。女仙竟以凡间男子之身为回报，明显见出其对人类原始生命本能--性爱的正当需求的肯定，透露出现代性爱观的微光，具有首创意义。 女仙在择偶时所持的取舍标准同样耐人寻昧:马二混(《蕙芳》)，小贩，其名混，其业亵，蕙芳独赏其诚朴。 女仙们在不拘一格主动与凡间男子好合，尽情享受生之乐趣的行为中，在性情的自然流露中，彻底背离了男尊女卑、鄙视性爱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将人性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学意义。 女仙体现了聊斋先生最高的审美理想:年轻貌美--形态美；聪慧灵巧--智慧美；坦然享受生活的乐趣:夫妻之爱、友朋之欢、宴饮之乐--人性美。她们尽情享受生活，体味生活中一切美好动人的事情，终日保持愉悦心境。年轻、美丽、快乐、无忧无虑，而这一切又是在追求绝对自由的过程中实现的。可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乃最为风流者也。 2、狐妖形象 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下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发出的幻影，，非人的狐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相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着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是较客观公允的，更加贴近《聊斋》中女性形象的实际。 《小翠》中的狐女小翠，是一个率真、任性、无拘无束。不遵守闺范的少女，她“善谑”，什么玩笑都敢开，尊卑长幼，夫为妻纲那一套，她似乎也不顾及，哄自己的痴呆丈夫玩耍，竟至于将球踢到了公公的脸上，也不怕杀头之罪，把丈夫打扮成皇帝模样，以为戏谑。《婴宁》中的狐女婴宁，纯真无邪，不染尘世污垢，活泼爱笑，甚至敢于爬上树顶，在树上“狂笑欲堕”。在她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男女之大妨，也不存在什么笑不露齿的教条，连行新妇礼时，也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但是，这类大胆突破封建礼教的女性，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存在的，所以在蒲翁的笔下，不是“人”而是“狐”，而且是不露面显形的“狐”，读者只能“于无形”处听“惊雷”，以领悟蒲翁所塑造的狐女形象的深刻含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