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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源角度看曹操的用人之道 　　摘 要 曹操的用人之道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后三颁求贤令招致非议。但“唯才是举”一词绝不能概括其用人之道。本文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试以几个典型人物案例对比说明曹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人选人是从“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客观绩效角度出发，同时非常尊崇德行高尚之士，能为我所用之人才尽量做到为我所用。 　　关键词 曹操 用人之道 崇尚德行 注重绩效 为我所用 　　一、曹操的人才战略眼光及其用人之道的历史评价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人才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资治通鉴》中有明确的记载： 　　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 　　这段话鲜明对比了袁绍和曹操不同的战略眼光。袁绍只注重地理形势，而曹操将人才置于首位，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 [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的道理，并在日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使自己身边“谋臣如云、猛士如雨”。 　　曹操的用人之道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如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宽容纳才等等。在曹操与袁绍决战前，谋士荀?和郭嘉对比曹袁二人，得出“十败十胜”，其中关于用人、选人的就占三项：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则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辑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 　　由上可知，曹操的用人之道在历史上是比较著名的。 　　但遭到争议和批判的是，自从在建安十五年（210 年）一颁《求贤令》，建安十九年（214年）二颁《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以及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三颁《举贤勿拘品行》的用人指令后，大家对其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连“不仁不孝”之士也要为己所用的思想批判不已。似乎“唯才是举”成了曹操用人之道的代名词。无论曹操三次求贤是否真的出于不拘微贱网罗人才的目的，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唯才是举”作为曹操用人之道的代名词是不够恰当的。 　　二、尊崇德行，注重绩效，为我所用 　　从人力资源角度分析，曹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人选人是从“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2]（《魏书?武帝纪》）的客观绩效角度出发的，同时非常尊崇德行高尚之士，能为我所用之人才尽量做到为我所用。以下仅举几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德才兼备者曹操如何用 　　荀?，出身高贵，才智超群，在颖川时，提前感知汉室岌岌可危，天下即将大乱。于是和弟弟迁往冀州，怀着匡扶汉室的远大抱复投入袁绍幕下，不料预见袁绍“终不能成大事”，于初平二年（191年）归转曹操。曹操喜出望外，与之谈论天下形势和对董卓的看法，称他是自己的张良，并立即授职司马。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率主力南下征讨徐州牧陶谦。结果祸起萧墙，后方兖州三面受敌。荀?临危不惧，冷静观察，出谋用计，从容保住了曹操的后方基地。 　　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返回洛阳，极度危困。曹操幕僚中不少人不同意逢迎天子，但荀?力排众议，点醒了曹操。其后，曹操将献帝迎至许都。荀?这一远大的政治眼光促成了迎献帝入许昌这一决定曹操一生政治命运的重大举措。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基础。 　　建安四年（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决战。但在关键时刻，曹军军粮供应不足。荀?眼光过人，以刘邦、项羽举例，力劝曹操咬牙坚持。果然不出所料，官渡之战曹操胜利。后来军粮更加稀缺，荀?劝曹操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曹操继续采纳其计谋，于建安九年（204年）大败袁绍。 　　荀?不仅多次为曹操周密谋划，献计献策，而且举荐了荀攸、郭嘉、锺繇、陈群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些人对曹操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荀?功不可没。 　　荀?的高尚德行和人格魅力群臣有目共睹，赞不绝口，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之士，对曹操建立基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曹操对他非常信任，并多次提升他的官职，使其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才能为组织服务。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上表，封荀?为万岁亭侯。207年授予其三公之位，荀?都谢绝了。荀?死后，曹操下令祭奠，并亲自为他吊孝，可见曹操对于德才兼备、绩效甚优之士是非常尊崇的。曹操重用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能够为曹操所用，意思是二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组织需要的是能帮助组织提高绩效的人，这样的人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外，其认知方式与行为价值取向还要符合组织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