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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泉：中医实践者 　　去采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下称“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之前，记者曾在北京卫视健康大讲坛看过刘清泉的一期节目。印象中，刘清泉是儒雅而时尚的，就其外形而言，实在无法让人联想到“老”中医。 　　走进刘清泉的办公室，室内一股浓郁的中草药香味。他穿着白色短衬衫，脚下一双千层底布鞋，温和地招呼大家就坐。与他近距离接触，就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浓郁的安定和沉稳气息。两个小时的交谈并不是很连贯，在这一上午的时间里，有员工找他确定工作，有学生找他讨论实习事宜，当然还有慕名而来找他看诊的患者。不过，他始终温和而平静，看不出被打扰的不耐烦。 　　“中医的特点是兼容和包容。”刘清泉身上的特质与中医的特质不谋而合。 　　“洋气”的中医 　　从SARS到H1N1流感，再到今天H7N9流感；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再到芦山地震，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犹如医疗卫生行业的一场战役。在战斗中，中国应对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赫。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医是中国唯一治病救人的学科。现如今，在普通百姓心中，中医是养生和治疗慢病的手段。“这其实是错误的。中医的整个发展历史，都是围绕传染病发展趋势的，对传染病的急性治疗有很多经验。中医的确有两大擅长，即养生和治疗急症重症。”刘清泉严谨地说。 　　中医的养生功效是被众人所知晓和接受的。《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同时又被誉为第一部养生宝典，同样，也奠定了中医急症学的理论基础，“它论述了相关急症的疾病病名、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诊治要点，同时对中医急诊学临床思维有了纲领性认识。”刘清泉说，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直到明清时期吴又可所著的《瘟疫论》，中医在急症重症治疗方面的理论日臻成熟。 　　但是，急诊、危重急症是西医的概念，中医并没有独立的学科。由于西医急救体系的完善，更多的人形成了急救是西医范畴、中医是治疗慢病的错误观念。而这种错误的根源，正是中医自身技术传承的困难造成的。 　　刘清泉起身拿出由他主编的两个版本的《中医急诊学》教材。“我花了20余年研究中医急症重症，虽然这些工作仅仅是为它今后的发展做铺垫，但现在至少我们有了教材，就如战士有了武器，可以去应用了。” 　　20余年间，刘清泉从一名普通的中医大夫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医科室主任，直到成为一院之长。“我做中医的时候，就想着做好一名中医的本分。当科室主任时，我考虑的是如何将科室建设成中医的科室；现在成为中医医院院长，我考虑的是将医院打造成具有中医特色的医院。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封闭。”刘清泉辩证地说，“中医是很洋气的，其千百年来的发展，始终和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融为一体。” 　　据刘清泉介绍，唐朝时期，中医接受了很多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药物，很多药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为中医所用，中医也因此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医及其管理者，若是排斥先进的外来技术，最终将走向灭亡。”刘清泉总结。 　　“比如CT和MRI等设备，不仅西医院可以用，中医医院同样可以使用。只不过，中西医看片子的方法有所差异罢了。西医可以通过脑部的CT片诊断患者为脑出血，而中医可以通过中医的症候归纳总结出自身的诊断。这套变化，实际上是中医逐渐融入现代科技的知识来发展提高，并不是用了现代科技就不是中医了。”刘清泉甚是睿智，“所以对中医管理者来讲，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如何融入。中西医各有所长，两者的融合必将由中医完成。而中西医的融合，又必将对人类医学产生巨大推动。” 　　实践出真知 　　中西医融合的客观需求，对中医医院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没有特别系统地学过管理学。”刘清泉笑着说，“但是，自从当了院长后，我也参加了几次院长培训。”他发现，医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无论是电话回访、公开招聘、设立运营管理处、实行护理垂直管理等，其实都与专家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方法相呼应。实践出真知，在刘清泉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引进现代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是刘清泉上任后的一大举措。他认为，中医医院同样可以使用管理工具，但应在使用过程中融入中医理念，更适应中医医院的文化，为中医学科发展服务。 　　为了提高中医医院的竞争力，让普通民众和卫生管理部门看到中医医院的价值，降低平均住院日和总住院费用，是刘清泉在医疗方面思索的事情。“如果一名患者在西医医院需要住院10天，在中医医院却要住15天，如此一来，中医医院就没有优势。只有当平均住院日与西医医院持平，同时降低患者的住院费用，才更有竞争力和存在价值。” 　　只有给中医医院准确定位，让外界认可中医医院存在的价值，才能探讨发展好与坏的问题。有了好的外部环境，紧接着需要做的是，提升中医医院医务工作者的中医看诊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