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赫楠文学批评漫议.docVIP

金赫楠文学批评漫议 　　一 　　和金赫楠的认识、熟悉与情谊均由争执开始，这份争执一直延续至今，很可能还会不断延续下去――我们都有属于自我的固执和文学“偏见”，难以被轻易说服，有时在共识达成之后又有新的分歧产生出来……争执成为铺在时光之路上的小小石子，部分地，我们也没有将其尽数消弥的愿望。我珍惜源自内心的文学捍卫，我珍惜无芥蒂、无遮拦的平等交流，我珍惜争论中的小小火花以及从中暗自的获取――我相信，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的本源，对文学和文学的理解亦是。况且，在我和金赫楠的争执中，友谊日渐加深，相互的理解日渐加深，对于对方缺点、弱点的包容也日渐加深，从文友渐成精神上的亲人。 　　一旦进入到文学，进入到判断的分歧，我和她都会竖起背上的刺，尖锐直至尖刻，马上变得“针锋相对”……不止一次。给我深刻记忆的争执也不止一次。 　　在给她的评论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的序言中我也曾写到，“我和金赫楠的熟悉是由争论始的，当时，她大约二十几岁，刚刚发表了对于余华的批评。现在我依然承认余华对我写作的巨大影响，出于对于他的维护、对先锋写作的维护其实也是对自我写作的维护――还在武装部工作的我来到省作协，怀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还不认识的金赫楠进行反驳。”二十几岁的金赫楠一定无法想到一个穿着绿军装、风尘仆仆赶到省作协办公室找她的中年男人竟然是来“专门”反驳她的，现在想来，那一日我的到来一定让她“非常不快”，而我，在争辩中也一定使用了过于傲慢、尖刻甚至带有中伤性质的措词，让她气愤、“恼羞成怒”――“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要么是‘相互不认识’，批评者只针对文本，只针对具体，无论它是由谁来完成；要么也可像我与金赫楠这样，对优秀的文字一起分享，指认其中的丰富贮藏，同时又始终争论、反驳，面红耳赤，甚至‘恼羞成怒’――我承认，在其中，我有着诸多的收获。” 　　我承认，在其中，我有着诸多的收获，就像，我在阅读金赫楠的文字时的感受那样。 　　二 　　作为批评家，金赫楠在文字中保持着某种的“强势”，她居高临下，是“固执而坚定”的，不肯轻易更辙自己的评判标准，不肯以某个人某件事、与已有关与无关而移动其“限度”――我认定，金赫楠是一个严苛的质检师，对于面前的作品她均能以“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也是“固执而坚定”的。她认定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昆德拉）这句话，点到了小说最本质的内在属性。”她重视情感悲悯，“小说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伟大的小说当中，一定应当包含着对人深刻的理解与深沉的爱”；她强调，小说是对人的陪伴，是人对世俗外部的对峙、反抗和抵御，对下滑的、平庸的对峙、反抗和抵御，“这才是小说不仅作用于感官、且更震憾和深入灵魂的力量之所在”；她说，小说是葆有温度与痛感的文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是通过影响人的情感体会，进而影响人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 　　在“固执而坚定”的标准之下，她展开批评：“以前阅读余华作品的时候，小说中的人物从来没有能够在我脑海里组织起一个立体的形象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栩栩如生，倒是一个余华的形象总会时时晃动于眼前：一个站在暴力现场，面无表情、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者，有时甚至还会舔舐刀锋上的血迹，略带耍酷嫌疑地冷笑。而《兄弟》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余华：一个手拿话筒，口若悬河对准镜头的主持人，声情并茂地描绘着一幕凄惨的血腥案件，脸上的表情和口中的声音极尽之所能。十年前血管里流淌着的冰碴子，现在已经升温到沸腾了。”“余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是用恶之花本身的狰狞面目达到这种震撼效果，是把人性中的常态的温情与美好减少到极限来振聋发聩。而十年之后的余华，学会了煽情，学会了在悲情与苦情上做加法……其实，能够让人看哭的悲剧大都不过是滥俗的煽情故事，肥皂剧们大都有这样的本领，它们带给人的悲伤仅仅涌在眼底，而后迅速风干。”“他太想跟上这个时代了，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于或明或暗中应和着时代。”（《二十年后看余华》）“阿袁的小说创作，始终醉心于呈现和探讨一种人际现象：女女关系。那些小说貌似风月无边，其实却也是不谈爱情的，在她笔下，男女之情通常都只是一个由头，一根导火索”，“风月与辞赋齐飞，俗事共雅趣一色的才情文笔，窥视象牙塔的猎奇满足，其实都只是阿袁小说得以流行的表面道理。我想，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她的写作与这个时代普遍的经验尺度和精神尺度合辙押韵，在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上与当下社会大行其道的流行语调琴瑟共鸣……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对这个世界已有的成见表达异议，不是为了对流行的喧嚣与热闹表示警惕，恰恰是再次确认那些理所当然、司空见惯，再次对大多数人所以为的世界面目点头称是。”“这是一个集体麻木的时代，人们内心疼痛感普遍缺失，流行的是司空见惯与见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