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受难国度中的善与恶.docVIP

那些受难国度中的善与恶 　　巴黎恐怖袭击对于人类的影响恐怕未会在短时间内消化，而近年来大屠杀的阴影笼罩在全球，翻译引进的思想类图书反映了不同领域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 　　就如同美国的“9?11”事件不但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政治态势一样，巴黎恐怖袭击的影响同样深远。各种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一恐怖袭击事件，自然也有不同的结论。要知道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惊魂未定的人群很容易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为什么法国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准备？袭击为何如此轻易就打破了警戒线？如果在自己的城市和国家都丝毫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政府是否应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而言，我们的国家是否是失败的？ 国家的失败与文明的冲突 　　美国的两位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探讨了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造成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狭隘的精英统治，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权益。政治权力在贫困国度的集中，让经济的改革发展止步不前，日复一日陷入贫困的根源。而贫困正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国家的失败，政府的软弱，让很多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他们借用各种宗教组织代替政府的职能，后果就是吸纳更多的极端分子，成为恐怖主义的一大隐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105年9月第一版）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力量主要体现在能否在自己的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各样的规则，但是执行所依靠的并非仅是肉体的胁迫，更重要的还有合法的权威。很多失败的国家看似有着密不透风的统治体系，但是只不过是靠恐怖统治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是国家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如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的调控等方面，经常是毫无能力的，这样的国家看似强大，其实色厉内荏，无法持久，稍有军事政变就会改朝换代。 　　福山的这本书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强大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看作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必备条件，只要这三者之间求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就能预防国家的失败。但大多数国家都无法达致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多失败的国家中，国家和法治要么软弱，要么缺席。就算有能在三者之间达致一个微妙的平衡，也很难持久，发展的困境，腐败的困扰，都会重新让三者失衡。福山梦想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未来早就饱受人们的质疑，大胡子哲学家齐泽克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发表评论就说，巴黎的恐怖袭击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抵制，这也是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齐泽克在评论文章中还提到，为了应对这种欧洲难民营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要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对群体压力限制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规范将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次，这些限制范围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规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则应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宗教学家彼得?伯格在他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也曾建议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需要在西方化与固守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但无论如何都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且按照它们自身的实存境况去理解（讨论必须重点集中在宗教而非其他方面，比如说种族或族群）。总而言之，如果宗教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生活范畴遭到禁止的话，涉及宗教认同的各种争执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起来”。巴黎恐怖袭击即是这种宗教与文明冲突的缩影。 平庸的恶，还是根本的恶 　　我不知道这样的联想是否合适，每次一旦发生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恐怖袭击，我印象深刻的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对纳粹大屠杀这种历史事件的一种解释。福山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必然成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因为偶然的中断而改变方向，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对于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的救赎。” 　　也许福山说得对的，但是身为历史中人，作为情感的个体，大概也无法理解这种理性的冷酷，因为每次屠杀都意味着对我们良心的拷问，让人意识到知识的无力，文明的脆弱。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也许大屠杀是普世历史中的偶然，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理解这种惨绝人性的原因所在。就如同美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