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docVIP

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 　　记者：目前，中国正在全力、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但是，“双一流”建设是一项复杂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建设，也需要有足够的韧劲和耐心。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传播学能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吗？应该如何建设？ 　　邵培仁：您这个问题有点“高大上”，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困难，但也不能“低小下”。纵向看，这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抉择，如果在10年20年前讲这事也许还不太合适；横向看，也是中国教育水平整体提高、具有比较优势情况下的理性取向，当然在二三流学校建一流学科的难度更大，因为缺乏整体高水平支撑；在学术交流和合作层面，国家没有世界一流学科就难以同世界高水平学科同行进行对话、交流和合作，更别说超越和引领国际前沿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传播学科必须也一定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学科。至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我认为需要从本土化、交叉化和国际化三个微观的研究维度入手。 　　本土化：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着力点 　　记者：您是国内最早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第一本传播学专著的作者和“传播学三剑客”之一。 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 　　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化，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本土化，突破点是交叉化，目标是国际化，但最佳的学术生态是自主、多元与平衡。中国传播学界“崇洋媚外”由来已久，现今更甚。其实，好的学术研究应该既接轨国际前沿，又立足本土实际，适应本土需求。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学术过度“西方化”的危害，有的甚至提出了要“去西方化”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为多元多样才能繁荣学术。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但是，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抄照搬西方传播学，也不是表明我们不要进行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对于西方传播学，我们需要虚心学习，深入了解，但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能漠视中国传播学的文化基因和现实根据，以及传播学本土化的需求与主张。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以国情符合性为宗旨、不以“言必称希腊”为满足的学术使命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决不能仅仅体现在形式和口号上，而应该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植根于中国的学术土壤，适应于中国的国情需要，同时它还应该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文化传统中，体现在对相关学术问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探求上。 　　在传播学研究中，如果一位中国学者不了解自己学术的立足之地，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祖源、历史和身份，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却在学术资源、学术思维、学术行为上“他者化”，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极易造成学术主体性和学术方向性的偏离和丧失。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既不是一概排斥西方传播学，也不是完全回归本土传播学，而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亦即“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让历史、现实与未来贯穿，不仅使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根基和现实成就得以彰显，而且也使中国学术得到尊重和共享。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也是因为传播学必须密切关注脚下的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因此，中国传播学者必须对中国现实的媒介和传播活动中新现象、新问题、新科技等保持高度的敏感，并且要及时作出反应和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在学科建设中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也是彰显有别于他国的中国传播学本土宝藏、本土特色和本土优势。我们承认各国传播学都有其优秀传统和特殊价值，当然也希望全球学术界都认同世界传播学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都能意识到不同区域和国别的学者之间就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和交流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方的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相信只有全球传播学者之间的彼此信任，相互尊重，承认多元和差别，才能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合作和共建共享。学术研究上的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或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都是不利于学术对话、资源共享和学术繁荣的。 　　记者：那么，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主要有哪些？ 　　邵培仁：我认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正确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六条：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创新主义。这在我的《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一文中有分析解释。此外，拿来主义和移植主义虽然也是本土传播学研究必经的一步，是学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只是简单的照搬、移植和拷贝，只是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发现和方法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因此它并不是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有意义有价值的路径。 　　交叉化：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突破点 　　记者：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出现了大变革、大发展和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