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词学批评及目录学价值.docVIP

《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词学批评及目录学价值 　　摘 要：《直斋书录解题》将“歌词”单独归类并大力著录，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它记录作者仕履，或论词家风格，或品评高下。除此之外，它对词的批评还涉及作品的写作技巧和内容格调。《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不唯对词的批评有巨大意义，对词人和作品的评价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对目录学有巨大贡献，成为词集考证不可或缺的资料，后代的目录《四库总目提要》“词曲类”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歌词类”从体例到思想都深受其影响。 　　关键词：《直斋书录解题》 歌词类 词学批评 目录学价值 　　唐宋时期，词作为一种新型体裁，进入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但与词体快速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当时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一部把词单独分为一类来做专门介绍的目录。《崇文总目》和《中兴馆阁书目》是宋代的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将集部分为总集、别集、文史三类，《中兴馆阁书目》集部又有楚辞一类，都没有将词独自划归一类。南宋初年的藏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也没有将“歌词”单独归类。直到《遂初堂书目》，尤袤才设立了“乐曲”类，收录了词集十数种，但仅仅记录集名而已。稍后到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才大力著录，单独设立“歌词类”。究其原因，《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歌词类”开篇的《花间集》时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这足见陈振孙对词的重视。 　　《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凡著录120种（加上零散记载在其他类词集，“实著录唐宋金人词籍共一百三十二种”[1]），并撰有解题，或记录作者仕履，或论词家风格，或品评高下，不一而足。不仅对目录学有巨大贡献，对词的批评也有巨大意义，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直斋书录解题》对词家的著录与品评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词家113位，另有曹洪、曹杓2人为词集作注。在著录词集时谈及人物生平的共13种，谈到词家仕履的23种，直接评价词家人品的6种。 　　《直斋书录解题》注重对于词家人品的评价。它直接评价了柳永、晏几道、康与之、李清照、刘光祖、曾覿六位词家的品格，并通过对词人生平的介绍侧面反映了词家的品格，比如张先“晚年渔钓自适”，反映他性情淡泊，随遇而安；通过详细描述了辛弃疾智擒张安国的史实，肯定辛弃疾是积极抗金的英雄；《吴彦高词》的撰者吴激和他的岳丈米元章“亦陷金，二人皆显贵”，这是为人不齿的卖国求荣。《直斋书录解题》对词人的品评与政治因素有极大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注重对词人仕履的论述。“歌词类”里谈及词家仕履的有23种，注重对品阶变化的描述，比如晁端礼“两为县令”，后来“因法废徙”，最后做了“大晟府协律”；再比如黄公度先是“坐与赵忠简往来，得罪秦桧，流落岭表”，后又“召对为郎”。陈氏言及词家品阶的变化往往不是单纯地修“行状”而是想从中透露一些问题。比如他说晁端礼“忤上官”“因法废徙”说明晁端礼的性格耿直、不畏权势；谈到黄公度与秦桧为敌，则更是反映南宋文人抗金爱国的共同心声。目录注重对词人仕履的论述除了留下考订词人仕途的第一手资料，还能从中窥到词人的才华以及仕履对词风转变的影响。 　　其二，宣扬忠君爱国的精神，主张积极抗金。陈振孙反对通敌卖国，批判曾覿“怙宠依势”；憎恶与奸臣秦桧为伍的康与之“其人不自爱如此，不足道也”，反对萧伯坚、吴激和岳丈米元章投靠金人发达：“吴激彦高撰。米元章之婿，亦陷金，二人皆贵显”。相反，他主张抗金，忠君爱主，在介绍《稼轩词》时对辛弃疾擒拿叛徒张安国做了详细的描述，侧面赞扬辛弃疾的爱国情怀。《芦川词》的撰者张元干“坐送胡邦彦词，得罪秦相者也”，《知稼翁集》的撰者黄公度“坐与赵忠简往来，得罪秦桧，流落岭表更化召对为郎”，他们因与秦桧为敌受到牵连，是爱国的典范。 　　《直斋书录解题》与前代的目录《郡斋读书志》一样，都有对词人的详细评价，但不同的是，《直斋书录解题》经常选取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对人物进行评价，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苏轼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文中谈及他年少的学习、仕途、以及文学主张与成就。但《直斋书录解题》只讲述苏东坡在宴会上改词，“随其声填词，歌竟篇就”，以此说明苏东坡的才气。《郡斋读书志》在谈到李清照的《漱玉词》时说她改嫁张汝舟，不终晚节的事。《直斋书录解题》不谈李清照改嫁的事实，只评一句“晚岁颇失节”，微言大义。 　　二、《直斋书录解题》对词作的批评 　　《直斋书录解题》对词作的批评凡24种。其中有3种谈到词集名字的由来：《家宴集》《东山寓声乐府》《冠柳集》，其中包含着陈直斋对词集内容的评价。比如《东山寓声乐府》“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是赞扬词作的创新。再如《冠柳集》“词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则可见矣”是说柳词的格调不高。还有6种谈及词集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