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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职务犯罪应从转变价值观抓起 　　【文章摘要】 　　对职务犯罪必须以中西比较的文化视野了解其原理成因，才能从源头上加以治理，用制度进行防范。在构建我国职务犯罪预防制度时，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坚持治国、治民、治官和治心既相互结合又有所区别的原则，系统配套、重点推进，从而建立起一个宽严有度、内外有别、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预防制度体系。 　　如今，以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改造人心、净化社会为目的的中华传统文化公益论坛在各地已经蔚然成风。我们更可望看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也能为公务员树立一根永恒的价值标杆，远离各种诱惑，确保自己的心念和行为永不出轨。 　　【关键词】 　　文官制度；职务犯罪原理；价值观；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主义荣辱观 　　职务犯罪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务犯罪，涵盖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乃至家庭等多个方面。本文探讨的职务犯罪，是专指国家公务员职务犯罪。职务犯罪毒化社会空气，腐蚀人的精神，使人道德沦丧。职务犯罪最大的危害在于对人的精神危害，对社会的腐蚀。 职务犯罪多数表现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权力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追逐的热点，并且对权力的认识产生了扭曲。一些人追逐权力，是为了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这样就形成了花钱买官，以权挣钱的恶性循环。 　　对于公务员职务犯罪，我国政府打击力度向来极大，但是，职务犯罪仍然屡禁不绝。我认为，弄清职务犯罪的犯罪原理，从源头上遏止职务犯罪的动机，是当务之急。 　　公务员，也称文官，译自英文Civil Servant（单称）或Civil Service（群体总称），在美国还被成为“政府雇员”，即英文Government Employee，一般是指经过公开考试被政府择优录用，在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中长期固定地担任文职工作并具有一定等级的工作人员。 　　西方文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中世纪时，英国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国王集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所有官员都是国王的臣仆，一切听命于国王，官吏的任命和升迁完全取决于门第出身和对国王的忠诚，而个人的品德和才学则无足轻重。这种人事行政制度就是所谓的“恩赐官爵制”。17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国王权力受到极大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随后建立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掌握了对政府中重要官员的任免权。于是，在议会选举中取胜而上台的党派，便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合法地、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加以分配，这就是所谓的“政党分肥制”。 　　西方文官制度经历100多年的风雨磨砺，沧桑变化。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法规条款差异明显，但从总体上来说，都要求文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得介入党派活动，不得参加党派竞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文官的工作与党派完全分开。其职业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为某个党派服务，而是为“公共权力”服务，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其角色定位不是如何“分肥”，而是必须尽职尽责，行使好手中的“公共权力”为“公共社会”服务。 　　1 西方理论界对职务犯罪原理的认识 　　对于职务犯罪原理，西方有许多成熟的理论，其中主要有： 　　1.1 天赋人权论 　　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老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卢梭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 　　天赋人权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斯宾诺莎认为，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们所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论。在这个社会契约中，人们同意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人们还保留了另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既不能转让，也不能被剥夺的天赋人权。 　　有鉴于此，德国刑诉法第163条规定：“禁止对被告人施加压力”。奥地利刑诉法第200条和202条规定：在讯问被告人过程中，不得向被告人提出套供式的问题，不准用许诺或欺骗及威吓、强制或使用暴力等手段促使被告人供认或作其他陈述。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所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或其他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 　　1.2 社会母体论 　　代表人物是法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国法医学教授A.拉卡萨涅等。他们强调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