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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礼俗作乐活动的开展与禁止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北宋礼俗作乐活动的开展与禁止研究［J」.艺术科技，2025，38（11）145-147.

中图分类号：K892.9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5）11-0145-03

1礼制俗化的延伸

礼、乐、刑、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维持社会运行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与乐具有以示君臣之别的功能，使得礼乐的观演常成为彰显皇家威仪或身份象征的文化活动。从礼乐的实际执行来看，其不仅包含皇家官方意志的展现，还常常将士庶百姓行为囊括在内，构成完整的礼仪过程，而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如何亲近民众上，则有更具体的礼俗意义。有文化和历史学界的学者指出：“礼俗特指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相交、以礼节俗的一种社会状态或文化特质。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未割断，而一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1]这表明礼俗除了在影响民间的功能中发挥作用外，在历史中也成为礼乐向民间延伸发展的方向之一。这种发展的本质，是利用或改造礼乐进行礼俗的行为表现，北宋官民互动的音乐实践深刻体现了这一现象，在礼俗过程中，官方对一系列作乐行为不断进行调控或禁止，以保障其实施效果。

2北宋官方对礼俗作乐制度的禁止

北宋太祖、太宗朝逐步形成的礼俗作乐制度并未被一以贯之地执行，随着禁乐制度的影响和政局的发展，一些不合时宜的礼俗活动与相应的作乐活动被官方禁止，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宋礼俗作乐的制度变迁。例如北宋三元观灯作乐在淳化元年后发生了重要变革，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三日，诏罢中元、下元张灯，遂为故事，自此始也”［2]236。《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本纪》中记载：“六月丙午，罢中元、下元张灯。”[3]701史料中虽未给出明确的罢灯原因，但根据北宋时中元、下元节习俗，在中元、下元当天，宫廷及民间会有对死者的祭亡活动。中元时节，官方会“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设孤魂道场”[4]154。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十月）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5]71在设斋建醮时张灯作乐并不符合历来禁乐的礼制要求。因此，诏罢中元、下元观灯活动，有可能是中元、下元的张灯作乐活动与民间习俗和官方蔡祀活动相冲突导致。

北宋对礼俗作乐制度的禁止，更多受到时局的影响。北宋真宗朝伴随着天书降临开始的庆节士庶宴乐活动，最终在仁宗天圣年间被诏罢。庆节包括休假、设蘸、禁屠、辍刑、宴乐与张灯等一整套面向民间的活动，因此宋仁宗即位后从官方立场认定了庆节活动的奢靡，史料记载：“初，自祥符天书既降，始建天庆、天祺、天貺、先天降圣节…京城之内，一夕数处…糜费甚重。”[3]2316

最终，天圣元年三月，宋仁宗取消了庆节中绝大多数州府的天下赐宴活动，史料记载：“三月己巳，礼仪院又请罢天庆节等五节天下赐宴，诏新定设醮州府，赐燕如旧，余悉罢。”[3]2318

庆节中最重要的作乐形式是士庶宴乐，天下赐宴被大规模取消以后，实际上也标志着庆节这一礼俗作乐载体的终结。

由此，随着仁宗对真宗朝礼俗作乐制度的禁止，真宗朝后形成了以上元观灯作乐、巡游作乐等大型作乐活动为主，以其他临时性、小规模作乐活动为辅的基本格局。

3文人对礼俗作乐活动的抵触

黄艺鸥在研究中提出：“在仁宗朝‘宫廷一文人一民间’的文化沟通机制中，文人宴会伎乐是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6]虽然是以文人治国更为成熟的仁宗朝为着眼点，但是充分表明了文人在宫廷与民间的沟通中占据的中心地位，并且文人妓乐宴会也在宫廷与民间围绕国家形象的政策商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1文人对官方礼俗作乐的劝谏

官方的礼俗作乐自北宋太祖、太宗朝逐步确立，士庶阶层在积极拥护这一政策的同时，也成为抵制礼俗作乐的先锋，常通过劝谏的方式提示君王礼俗作乐的合理性。

文人对官方礼俗作乐的劝谏主要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是由于礼俗作乐在实施过程中为民众带来了巨大负担。文人在肯定官方礼俗作乐活动之余，也关注到了庶民生活与礼俗作乐的矛盾性。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京师旱灾，有官员劝谏取消赐酺活动，“有诏京师赐酺五日，以二月五日为始。于是久旱，右仆射张齐贤言：‘宴乐，阳事也。甫经上元，又将酺饮，恐非所以答天意。请俟雨足，乃如诏旨。’从之。”[3]1590

宋仁宗嘉佑四年，知开封府欧阳修上奏：“三元放灯，不出典礼，盖自前世习俗所传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民忧冻饿，何暇遨游…欲乞特罢放灯…见今供拟游幸及修道路寒冻兵士，亦乞放罢，庶几上副陛下畏天忧民之心。”[3]4547

欧阳修的奏折说明了官方礼俗忽略庶民观感的局限性，在欧阳修对民意的传达下，最终官方取消了此次观灯活动。可见，文人对礼俗作乐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另一方面，礼俗的用乐有着明显的俗乐、娱乐特征，而官方频繁的礼俗作乐举动对俗乐的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