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打击乐器的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研究.docxVIP

古陶瓷打击乐器的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等.古陶瓷打击乐器的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研究：[J].艺术科技，2025，38（11）：4-6.

中图分类号：TQ174.7；K8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5）11-0004-03

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明脉络中，“击缶而歌”作为最早见诸典籍的陶制器血音乐表现形式，悠远的回声不仅承载着先民对声音艺术的本能探索，更暗含着中华礼乐文明的基因密码。这种原始陶制器皿的双重属性一既为生活用具又作为发声器具，折射出器物文明早期物质与精神的共生关系。此外，其还将瓷器静止素雅之美与流动乐曲结合，静中有动、动中含雅，恰似中华民族中庸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1]。古陶瓷打击乐器在商周时期完成功能分化，青铜乐器的兴起并未消解陶制乐器的生存空间，反而在礼制框架下形成互补格局。

瓷乐器制作体现了景德镇精湛的制瓷技术。景德镇瓷乐器是当地制瓷工艺的完美升华。景德镇现代瓷鼓借鉴西洋定音鼓和中国传统大鼓的形制与发音特点制作[2]。这种“古艺新生”技术路径为传统工艺创新提供了范式参考。同时，作为跨界载体，陶瓷乐器的形制美学、装饰符号与声响特质的三元关系激发了当代产品设计灵感。因肩负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转化双重使命，该项研究兼具历史解码与未来探索双重意义。

2历史演进：从“击缶而歌”到礼乐体系

2.1原始社会：陶制打击器的起源与实用功能

据我国音乐学界权威学者与陶瓷考古学专家研究，最早的陶瓷乐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埙，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陶乐器实物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陶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钟、陶铑、陶鼓等乐器相继出现，它们是后世同类型青铜乐器的鼻祖。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陶乐器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乐器，这是陶乐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3]。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早期，人类制陶时偶然发现敲击陶器能产生不同频段声响，声响从日常劳作延伸至精神领域，形成最早的陶制打击器系统。《庄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此处的盆是开口更大的陶瓷乐器。陶缶是农耕时代典型的器具，《诗经》“坎其击缶”场景中，缶是劳动者在田间协同劳作统一节奏的发声工具，其厚重的瓮型结构产生的沉闷声响具有穿透力，能在开阔地带实现群体信息同步，是当时流行的陶瓷乐器。

陶制打击器在史前文化中扮演着核心且多面向的角色，其功能远超单纯的乐器范畴，深刻嵌入社会结构、精神信仰与物质实践之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不仅仅是创造节奏、进行集体娱乐与舞蹈伴奏的核心载体，其丰富多样的声响特质更满足了早期人类的听觉表达需求。作为最古老的乐器形态之一，陶制打击器在史前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为关键的是，这些器物在宗教仪式与精神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们的声响被认为能沟通神灵与祖先，是祭祀等仪式的关键要素，常作为萨满等活动的法器。在这些神圣的场合，陶制打击器发出的节奏性声响不仅为仪式增添了神秘的氛围，还被认为能够引导和影响神灵的力量，从而为部落带来福祉。在社会层面，陶制打击器是强化群体凝聚力与身份认同的工具。统一的节奏有助于协调集体行动，使整个群体在劳动、战斗或迁徙中保持一致的步伐和节奏。特定的器型或装饰风格甚至成为社会等级、族群归属的象征，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此外，陶制打击器还具有传递预警等实用功能。在古代社会，它们可以用来传递紧急信息，如敌人的接近或自然灾害的预警等。陶制打击器在史前文化中具有多重功能和深远的意义，不仅是音乐和艺术的载体，更是社会、宗教和实用需求的综合体现。

2.2商周时期：青铜化与礼制结合的过渡阶段

商周时期是中国礼乐文明制度化的关键阶段，陶制打击乐器历经材质青铜化、功能礼制化与文化符号转化三重变革，成为青铜礼乐体系形成的重要过渡载体。早商以前，二里头文化陶铃、陶鼓等在祭祀仪式中承担核心节奏功能；商代中晚期，青铜铸造技术取得突破，推动材质迭代，殷墟出土的编饶及兽面纹青铜鼓替代陶质原型，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权力结构物化的体现，打击乐器从普世性仪式工具转变为等级象征物。周代礼制体系完善，功能仪式重组，陶制打击器退居次级祭祀或民间仪式，青铜编钟、饶构成宗庙雅乐核心，形成“金石之声”礼乐正统；周人“乐悬”制度使青铜编列打击器与旋律乐器固定搭配，数量规模对应使用者的身份等级，陶制乐器被排除在核心礼器组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打击器在颠覆陶器传统时，承续并转化其仪式基因，如商周青铜铃仿自史前陶铃，早期青铜鼓保留陶鼓束腰特征；青铜器表纹饰从原始宗教图腾转化为礼制符号，实现“乐以载道”的伦理转向。

2.3秦汉至隋唐：礼乐体系下的符号化发展

秦汉至隋唐时期，陶瓷打击乐器渐失实用功能，成为彰显统治者威权的视觉符号。秦确立“车同轨，书同文”，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