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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矿业政策的演变过程

引言

站在故宫的红墙下，抚摸着六百年前的城砖，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看似与民生无关的建筑材料背后，曾牵动着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明清两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其矿业政策的演变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复杂脉络。从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开矿的谨慎，到乾隆年间云南铜矿的”放本收铜”；从万历矿税监引发的民变，到清末《矿务章程》的出台，每一次政策调整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帝国在稳定与发展、控制与开放之间的艰难权衡。这不仅是一部矿业管理史，更是一部关于国家治理智慧与民生疾苦的真实记录。

一、明朝：从”重农抑矿”到”官民博弈”的政策起伏

1.1明初：农业立国下的严格矿禁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在南京皇宫里翻开户部呈送的《矿冶奏报》，当看到浙江丽水银矿年产仅50两时，这位出身农家的皇帝提笔批下：“银场得不偿费，其罢之。”这道圣旨拉开了明初”重农抑矿”政策的序幕。

朱元璋的矿禁思想源于对社会稳定的深层考量。他认为”农桑为衣食之本”，而矿业聚集大量流民，容易滋生”盗匪”。《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福建沙县发生矿民暴动，尽管很快被镇压，但此事让朱元璋更加坚定了”非必需不开矿”的原则。当时全国仅保留江西、湖广等地少数官营铁冶，且规模严格限制——如广东阳山铁冶，年课铁仅7000斤，仅够制造少量农具。

这种政策在永乐时期略有松动。朱棣为修建北京宫殿和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需要大量木材、铜铁，于是在遵化设立官营铁厂，最多时有工匠2500多人。但即便如此，民间开矿仍被严格禁止。宣德年间，有商人上书请求开采陕西商县铜矿，宣宗朱瞻基批复：“铜非急用，开矿必劳民，不许。”这种”够用即可”的思路，本质上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思维的延伸。

1.2明中期：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政策松动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苏州织工张三用新织的锦缎换了一串江西产的铜纽扣，这枚小小的纽扣，无意中成为明中期矿业政策转折的注脚。随着江南纺织业、江西制瓷业的兴起，市场对铜、铁、铅等金属的需求激增，官方矿冶已无法满足。

弘治元年（1488年），广东巡抚林锦的奏折摆上了皇帝案头：“民间私采铁矿已成风气，广州佛山镇每日有千余工匠锻造铁器，所产铁锅远销南洋。若强禁，恐失赋税；若放任，又违祖制。”孝宗朱祐樘最终采纳”官督民办”之策：允许民间开矿，但需向官府登记，按产量缴纳20%的”矿课”。这一政策在正德年间推广至全国，史载”山泽之利，与民共之”。

政策松动带来了矿业的繁荣。江西铅山的银矿，最多时有矿工十万人；广东佛山的铁炉”昼夜不熄”，所产”佛山铁锅”成为东南亚市场的硬通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矿场主为逃税常隐瞒产量，地方官为政绩虚报矿课，导致”官收十之三，民隐十之七”的乱象。更严重的是，大量流民涌入矿区，嘉靖年间，浙江处州矿民起义，竟能聚集数万人，这让朝廷再次陷入”开矿则乱，禁矿则穷”的两难。

1.3明后期：矿税监引发的社会危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因”三大征”导致国库空虚的万历皇帝，派出第一批矿税监。这些由宦官担任的”特派员”，带着”务足国用”的圣旨，奔赴全国矿区。

矿税监的横征暴敛远超想象。在山东临清，矿监马堂规定”肩挑背负者，皆须纳税”，甚至”屠者卖肉二斤，亦被抽取”；在云南，矿监杨荣强占民矿，“杖毙数千人”。更荒唐的是，有些地方根本无矿，矿税监便强令”包矿”——比如河南彰德府，本无银矿，却被摊派每年缴纳银5000两，百姓被迫”鬻田宅、卖子女以充”。

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引发了全国性反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市民罢市，击杀马堂爪牙37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织工葛贤带领2000多人，击毙税监孙隆的参随；最惨烈的是云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民众焚烧税监公署，杀死杨荣及其党羽200余人。面对此起彼伏的民变，万历皇帝在临终前下旨撤回矿税监，但此时的明王朝，已如被蛀空的梁柱，再难支撑。

二、清朝：从”谨慎开放”到”近代转型”的制度重构

2.1清初：战乱后的恢复与试探

顺治八年（1651年），云南巡抚袁懋功站在昆明城外的山坡上，望着荒废的铜矿遗址，心中满是感慨。明末的战乱让全国矿业凋敝，云南铜矿产量从万历年间的每年800万斤跌至不足100万斤，广东铁冶”十停八九”，连朝廷铸钱用的铜都要从日本进口。

为恢复经济，顺治帝颁布《矿冶暂行条例》，允许”各省贫民自备工本，开采铜铅”，但规定”不得聚众生事”。康熙亲政后，政策进一步放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书：“滇省民穷，唯铜利可救。请许商民开矿，官收十分之二为课。”康熙帝批复：“铜为铸钱必需，可试行之。”这一时期的矿业恢复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优先恢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铜、铁、铅矿，对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