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寻找：中西方人工智能题材科幻.docxVIP

‘主体性”的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寻找：中西方人工智能题材科幻电影叙事比较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因此，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下，人工智能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对于电影中人工智能的讨论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例如中国电影《错位》（黄建新，1986）、《流浪地球2》（郭帆，2023）；美国电影《人工智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01）、《我，机器人》（亚历克斯·普罗亚斯，2004）；以及日本电影《AI崩坏》（入江悠，2020）等皆涉及人工智能。目前，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概念存在多种解释和定义，该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1956年美国第一届人工智能大会上，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等科学家首次提出。2麦卡锡认为人工智能是“制造智能机器特别是智能计算机程序的学科和工程，就像是用计算机去理解人类智能，但人工智能不必局限于生物学上可观察到的方法”[3]。陶峰提出了相似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置于计算机等载体之中的人造程序，用以模拟人类思维和行为，包括推理、观察、情感、语言等”[4]。列夫·马诺维奇（LevManovich）将人工智能作为文化认识来探讨，认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人工智能的具体所指不同，并没有一种特定的技术或单一的研究计被称为“AI”，“AI”指的是那些自动化人类认知能力，且开始运作但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方法。[5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扩展，完成一些人类智慧或通过人类大脑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最终探索和模仿人类智能的本质。

现阶段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人们往往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想象之中，而这些想象在科幻电影这一艺术门类中得到充分显现。科幻文艺家赫伯特·W·弗兰克（HerbertW.Franke）博士曾尝试对科幻电影下这样的定义：“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6]克里斯蒂安·黑尔曼（ChristianHellmann）曾将“机器人与自动机器”划分为科幻电影题材的一种，所以可以认为，人工智能题材科幻电影是指以智能机器，或智能机器人元素为叙事主体的科幻电影。1927年，由德国导演弗里茨·朗（FriedrichChristianAntonLang）执导拍摄的默片电影《大都会》（弗里茨·朗，1927）是20世纪科幻电影中提及智能机器人的经典影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献遗产”，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电影想象往往超前于技术实现”[8]。在多数人工智能题材科幻电影中，人机矛盾的伦理问题和生态问题，以及后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问题均被这些电影所讨论，最终所要表达的重点主题大都回归人机矛盾。

随着人们思维的开阔和科技的进步，认知局限与技术的禁锢被打破，众多人工智能题材电影涌现。西方科幻电影率先突出重围，例如《2001太空漫游》（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银翼杀手》（雷德利·斯科特，1982）、《黑客帝国》（莉莉·沃卓斯基/拉娜·沃卓斯基，1999）、《人工智能》《机器管家》（克里斯·哥伦布，1999）、《她》（斯派克·琼斯，2013）、《机械姬》（亚历克斯·加兰，2014）、《仿生人妻子》（詹姆斯·伯德，2022）等。其中《银翼杀手》、《机械姬》这两部影片均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哲学问题，即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以及推演到人类的主体性思考。《我，机器人》根据机器人的“三大法规”①，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将会产生自主意识，对此的担忧便成为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主题之一。电影《人工智能》则是通过人工智能来讨论亲子问题，这部电影探讨了针对人工智能产生的感情，人类当如何应对？由此可见，西方有关人工智能主题的科幻电影的核心问题是主体性问题。但在中国科幻电影中，也不乏出现以讨论人工智能为叙事主题的影片，如《错位》、《未来警察》（王晶，2010）、《流浪地球2》等。上述影片与西方影片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探讨了对于技术的反思和人机关系的思考。例如人工智能是否应该拥有权利？但依旧存在差异，中国电影试图通过科幻这一载体来反思和探索人与人、人与科技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中西方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具有诸多异同，电影中对于人工智能的描述具有世界普遍性。基于此，本文目的在于探讨中西方人工智能科幻电影在叙事方面的区别与共性，在比较视野下寻找中国科幻电影的叙事美学原则，探究中国电影不一样的特点和态势，为中国科幻电影在发展民族性方面提供强有力支撑，以期对人工智能题材科幻电影叙事研究提供借鉴，为建立中国电影独特性征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人工智能题材电影逐渐被电影学界广泛关注，有不少学者深耕于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研究。例如学者刘俊、贾奕星论“算法电影”这一概念，但该文章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