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的继承与拓展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朴论吗.docxVIP

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的继承与拓展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朴论吗 在中国古史研究中，董仲舒的人性无疑是最大的异质结。近年来,在董仲舒的人性论研究上,新说不断。周炽成教授的《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的继承与拓展》一文(见周炽成),就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说”,将董仲舒的人性论定性为是荀子性朴论的发展与拓展。 但是,该文结论的得出,依据的只是董仲舒人性论的极少部分论述,而忽略董仲舒人性论中其他诸多的相关资料,更缺乏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全面准确认识。所以,尽管周教授的论述严谨,其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如同以前的各种异说都不是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全面准确诠释一样,周教授的解读仍很难成立。而如果对董仲舒人性论的解读,不从儒学人性论发展逻辑的高度来认识,注意到其中的方法论问题,就不可能摆脱在研究中对相关资料各取所需,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异说不可避免地还将继续出现。 一 《性恶》的性,是一个跨文学的批评手段 周教授得出的这一“新说”,以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论为前提。荀子的人性论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性恶论,是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人性学说,周教授通过对《性恶》篇与《荀子》其他篇目的考辨分析,认为《性恶》为荀子后学的作品,不能作为荀子人性论的依据,并依据《荀子·正名》等篇论性的材料,认定荀子在人性论上是性朴论,不是性恶论。周教授在他的《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一书与多篇论文都申论他这一观点。不可否认,周教授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依据,分析也有某些理据,反映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 但是,刘向在《别录·孙卿书录》中已经说:“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这说明刘向校书中秘时,就已经看到《性恶》篇,在没有证据否定刘向说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剥夺荀子的著作权,说《性恶》是荀子后学的著作。至于说《性恶》“很可能是西汉后期的作品”,更难以令人信服。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汉后期是从汉元帝到汉平帝这段时间,刘向受诏校书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若周教授说的后期是指刘向校书以后,刘向校书中秘时,就不可能看到这篇作品;若此篇成书在刘向校书前,而被冒混在荀子书中,存于中央图书馆,这也不大可能。中央图书馆书籍的搜集十分严肃,校书更是国家行为,参与者不是专职的史官,就是第一流的学者,要在中央图书馆混入当时人的伪作,不露丝毫痕迹,瞒天过海,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更难逃学问精深广博的刘向的法眼。所以,说《性恶》为西汉后期荀子后学的作品,有许多问题解释不通。 为了证实《性恶》为西汉后期之作,周教授还提出一个论据:“也许有人看到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太温和,不够过瘾,于是用更猛烈的言辞、更极端的立场来批评之,这人或这些人就是《性恶》的作者。”(见周炽成)这个论据完全出于猜想,自然只能用“也许”来表示。但“也许”之类的猜想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同时,如果认真阅读董仲舒的《深察名号》与荀子的《性恶》,便会发现:《性恶》虽然提出了与孟子不同的性恶论,但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基本上是一种学理性的理论评说,看不到打棍子的激烈言辞;《深察名号》却数次用打棍子式的激烈言辞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说什么性善论“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弃重任而违天命,非法言”,“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贤圣,此世长者之所误出也,非《春秋》为辞之术也。不法之言,无验之说,君子之所外”。这样的批评在儒学中可以说是极端激烈的,这怎么能说是“太温和”的批评呢?在《性恶》中,根本没有董仲舒那样从“失天意”“非法言”“无贤圣”等诸多层面的批评,只有一处“去圣王,熄礼义”的批评,而这也是对性善论忽略外在王教的合理批评,怎么能说《性恶》的批评更猛烈呢?既然周教授所说的温和、猛烈区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性恶》是有鉴于董仲舒的温和批评而作,也就根本站不住脚了。中国人性论有一条从荀子性朴论到董仲舒的性朴论,再到《性恶》出现的发展线索,只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虚构。 在《荀子》一书中,关于人性论的论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确实存在着周教授所说的《性恶》的注错积习以变化恶性的逆性说,与《礼论》等篇性伪合的顺性说。但是,绝不是周教授所说在《性恶》之外,《荀子》只有性朴论的顺性说,而没有性恶论的逆性说。在《荀子》的《性恶》之外,其实也有性恶论的述说,还见于多篇。如《非十二子》说:“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纵性情即为禽兽行,这不是人性恶吗?《荣辱》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