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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的经学思想 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是儒家理论，以《诗》、《书》、《礼》、《周易》、《春秋》、《五经》为主要载体的儒家思想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它以法令的形式密切地研究了五经。应该说是始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并于建元五年 (前136) 设立五经博士官之时。其学术上较为明显的标志, 则是董仲舒通过注解《春秋》来阐发儒学政治思想的《春秋繁露》的问世, 故清代学者苏舆有云:“西汉大师说经, 此为第一书矣。”1这不仅因为两汉的公羊春秋学大儒多师承董仲舒, 而且《春秋繁露》也奠定了经学的基本原则和治学方法, 在经学史上具有开山之作的重要地位。 一 《充分》董仲舒不构成胡高度其官 儒经列入学官不始于《公羊春秋》, 如辕固生即以治《齐诗》为景帝博士 (一说文帝时已立《诗》博士) , 但公羊春秋学在两汉经学中的地位, 却是其他各经所难以比拟的。如汉武帝即笃好《公羊春秋》, “于是上 (武帝) 因尊公羊家, 诏太子受《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兴” (《汉书·儒林传》) , 并任用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为丞相, 国家大政也多采《公羊春秋》大义。显然, 公羊春秋学对经学取得独尊地位居功至伟, 堪称是经学得以创立的先导, 而董仲舒就是两汉最著名的公羊春秋学宗师。 关于《公羊春秋》的成书和传授概况, 据唐代学者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序》引戴宏《公羊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 高传与其子平, 平传与其子地, 地传与其子敢, 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 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尽管对这种将《公羊春秋》在子夏之后的传授局限于公羊氏一族的说法, 有许多学者表示怀疑。但大致说来, 《公羊春秋》是成书于齐地的一部注解《春秋》的儒学著作, 在战国时长期为诸儒口耳相传, 直到汉景帝时方由公羊寿和胡毋生著于书册, 经董仲舒《春秋繁露》阐发《公羊春秋》大义后, 遂兴盛于世。 对于董仲舒在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地位, 史、汉《儒林传》的记载都比较清楚:“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 (《史记·儒林列传》) 其时胡毋生、公孙弘虽然也以治《公羊春秋》闻名, 但他们多囿于经文的传授, 对《公羊春秋》大义未有多少发明, 如《史记·儒林列传》就评价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 而弘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公孙弘为胡毋生弟子, 所谓“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孙弘亦颇受焉” (《史记·儒林列传》) , 则胡毋生治经水准在董仲舒之下也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出在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 多得其正”上, 唐代学者徐彦据此遂断定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授董氏, 犹自别作条例, 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他认为胡毋生是汉公羊春秋学宗师, 董仲舒也为胡毋生弟子。对这种见解, 今人徐复观的批驳:“何休作《公羊解诂》, 受了董仲舒的重大影响而不提董仲舒只字, 却提出胡毋生的《公羊条例》, 此不仅在两《儒林传》及《汉书·艺文志》与何休以前有关文献中找不到踪影, 且不以故训、章句、传说言著作, 而以条例言著作, 乃出现于西汉末期, 非汉初所能有。”1足以破其谬。至于何休何以不称述董仲舒的师统, 可能与董仲舒嫡传弟子眭孟在昭帝朝牵涉进劝汉帝让位的政治大案而致死有关, 事见《汉书·眭孟传》:“孟意亦不知其所在, 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 虽有继体守文之君, 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 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 求索贤人, 禅以帝位, 退而自封百里, 如殷周二王后, 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 昭帝幼, 大将军霍光秉政, 恶之, 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 大逆不道, 皆伏诛。” 其实,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时为景帝博士, 本系同僚同辈关系, 且胡毋生传《公羊春秋》仅限于齐地, “以老归教授, 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史记·儒林列传》) , 显于史籍的弟子惟公孙弘而已。而董仲舒本为赵人, 与胡毋生根本不存在师承关系。至于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的师门, 虽然史无明文, 但考以《论衡·案书篇》中“《新语》, 陆贾所造, 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的说法, 可知董仲舒与汉初名儒陆贾的学术渊源十分密切。清儒严可均的《新语叙》也说:“汉代子书, 《新语》最纯最早, 贵仁义, 贱刑威, 述《诗》、《书》、《春秋》、《论语》, 绍孟、荀而开贾、董。”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见解。陆贾之学本出自荀子, 则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亦可能是遥尊荀子为师的。 相比于胡毋生的单线承传, 董仲舒却是弟子众多, 甚至达到了“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或莫见其面” (《汉书·董仲舒传》) 的程度。其门下公羊春秋学名家辈出, 如褚大、殷忠、吕步舒等人于董仲舒在世时已为名家, 在武帝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