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docxVIP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对于中国人来说，北京大学的重要性超过了普通大学。它是中国精神的象征。北大的命运连接着中国的命运；北大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它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民主的旗帜。而讲北大的崛起，则必须谈到一个人——“北大之父”蔡元培。 校内官僚习气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最成功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西太后发动政变，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像棵独苗一样被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她要把大学堂带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她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这时学校的主要部分为仕学院，专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校内官僚习气极为严重。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好多教员是政府的官员，拿干薪挂名或者靠发老讲义混日子。学生们也把进北京大学作为升官的跳板，学生不好学，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有钱的则带着听差入校，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教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更有一帮纨绔子弟，搞了一个“探艳团”，校内一片乌烟瘴气，正气得不到扶持，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虽然曾经整顿过，但“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 1917年，等待蔡元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营造良好的大学氛围 这年冬天，蔡元培只身来到北京，他第一个去拜访的就是陈独秀。从此两个人并肩奋斗，北大也由此迈上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蔡元培第一次踏入北大时, 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 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 蔡元培急忙下马车, 脱下礼帽, 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 他每天经过校门, 都脱帽鞠躬, 向校警还礼。 蔡元培在北大的第一次演讲中说：“我来这里一是希望学生丢掉读书做官的思想，树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信念。二是想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今天我和陈学长一起，真心来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把北大这所最高学府，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我以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些年来我在西方考察教育，发现各国大学风格颇有差异。像英国的养成人格，德国的专重学问和美国的兼及实用等等。而且我发现一所好的大学，都有她自己独特的校风和精神传统。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北大的校风和精神呢？我以为第一流的大学，不仅仅是肩负着阐发新学，昌明旧术之责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满足于为社会提供有知识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应该是整个国家最高尚、最纯洁的学术圣地，是培养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美个性的‘思想库’和‘实验室’。这些天我常在问自己，你心目中的新北大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呢？我以为首先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我们的北大，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我历来主张教育要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要保持独立的资格，丝毫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看来在中国，一所新型大学的诞生，还要有一种敢于和封建体制和黑暗势力相抗争的精神和勇气呵！” 钱理群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塔、十字街头，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是从蔡元培重新给大学下一个定义那天开始的。 板推动的大学制度 对北大，蔡元培在办学思想上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个方针下，蔡元培要把北大改造成为一片“精神的圣地”，北大的魅力从此不再是成批生产官僚的“魅力”，而是生产精神的“魅力”。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变成了一座潜力巨大的思想发动机，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尼采，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先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要从根本上改革北大，必须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必须具有创新的精神，同时还应有宽广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兼容众家之长。蔡元培有容人的雅量，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同时他还聘请了年仅24岁，中学毕业、自学成才的梁漱溟，留任了一批顽固守旧但学有专长的旧派人士如刘师培、辜鸿铭等等。 这些举措都需要超人的胆量，必须顶着巨大的压力。1918年的北大有教员二百多人，教授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其中陈独秀不满40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刘文典、胡适28岁，这批中坚力量正是北大欣欣向荣的原因所在。 谈到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