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发微》补遗.docxVIP

《小学发微》补遗 刘世培去世后，他的遗被分散在四面八方。他的朋友南桂新自1934年以来一直在寻找和分类收集和分类数据，直到1938年才出版。这是刘申叔的笔迹。①全书收入刘师培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除一些白话文和论无政府主义的著述以及个别佚文外,可说是网罗殆尽,极大方便了学界的刘师培研究。该书之编定,钱玄同出力甚多,“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由公力疾任之。”而且钱氏还为总目写了不少说明文字并编有《左盦年表》和《左盒著述系年》,为后世的研究者在资料的利用上提供了不少便利。但由于钱氏当时身体欠佳,“精神衰惫,头目眩瞀”,加之有些资料未能找到,以及其他诸种因素,故使该书之编次存有若干舛误。今约举数例,予以匡正,以求历史文献之完善,并图对今之研究者有所裨益。 一、 收入《采用》说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与章太炎相交,两人极为投契,引为 知己。不久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在狱中曾收到刘师培手札和所撰《驳太誓答问》、《小学发微》两文,章在给刘的复信中称赞《小学发微》是“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指,研精覃思之作矣。”《驳太誓答问》已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之《左盦外集》卷一(作《驳泰誓答问》),《小学发微》则未见收入《遗书》。 《小学发微》疑已佚。钱玄同在编定《遗书》时认为《小学发微》与《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刊于《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收入《遗书》之《左盦外集》卷六)为异题同文,“盖此篇初名《小学发微》,登报时欲求意义明显,故改题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实则二者非同文。其证有三:一是刘师培本人非以二者为同文,而是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如在其1905年的作品《周末学术史序》夹注中,他几次分别提及“见旧作《小学发微》”、“见旧作《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二是两文宗旨有所差异,《小学发微》所述之义在于“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即以文字之变迁证明社会进化之理,而《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则以“西人社会之学”“考中国造字之原”,其中虽也涉进化之理,但非以此为目的;三是从《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所征引的译著看,该文脱稿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04年1月,因文中多次征引的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1904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而《小学发微》则是1903年(癸卯年)刘师培送给章太炎的作品。 二、 关于中国民族志 三、 《绅风》及《说》的作者 钱玄同在将《匪风集》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之《左盦诗录》时,认为《匪风集》“编定时当在丙午丁未间”,即1906至1907年间,理由是《匪风集》手稿“篇首初署‘仪征刘光汉’,后改‘光汉’二字为‘师培’……申叔初名‘师培’,癸卯至上海,喜言民族主义,改名‘光汉’;及丙午岁杪避地日本,‘光汉’之名不能用于国内,故乙巳丙午之《国粹学报》所刊申叔诗文皆署‘光汉’,而自丁未始乃改署旧名‘师培’;丁未秋冬间,申叔在日本治社会主义,不复言民族主义,自是遂废‘光汉’之名……《匪风集》中之诗,颇多言民族主义者,如《宋故宫》、《读王船山先生遗书》、《书顾亭林先生墨迹后》诸篇皆是,故知其编定于丙午丁未间也。”实则早在1904年9月7日至12日刘师培于《警钟日报》发表《甲辰年自述诗》时,便已在诗中自注:“予著《匪风集》诗词”;在《左盦诗》自序中他又说:“年际弱冠,浸润世论,西江之体研钻较劬。曾鸠裒所作,刊为《匪风集》。”刘师培生于1884年·1904年恰为弱冠之年。另外,《警钟日报》1904年11月6日刊出署名自芸的诗《赠仪征刘光汉,即题匪风集》,11月25日该报又刊出丹斧的《读匪风集)诗,赠光汉》。可见《匪风集》至少在1904年已编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匪风集》系采自刘师培家藏手稿,内有诗55首,无词,而刘师培在《甲辰年自述诗》中的自注却是“予著《匪风集》诗词”。或许刘氏1904年后又对《匪风集》重新修订过(如钱玄同所言“编定时当在丙午丁未间”)?因未见《匪风集》原始刊本或刘氏家藏本,存疑待考。 四、 《警钟报业》其作者 《王船山史说申义》。钱玄同在将该文编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之《左盦外集》时,认为“《黄帝魂》中之《王船山史说申义》一篇,亦系录自《警钟日报》者。”按《黄帝魂》印成于1903年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一日),内确收有《王船山史说申义》而《警钟日报》是1904年2月26日从《俄事警闻》改版而来,《黄帝魂》不可能从晚出之《警钟日报》中选录文章,且查《警钟日报》可知,该报未登过此文。所以,这里系钱玄同失考。另,章士钊回忆说《王船山史说申义》是他的作品。因该文发表时无署名,难以稽考。 《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盒外集》目录后记中说:“前八年甲辰,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