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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变迁看波兹曼的童年观 新媒体技术在人类文学史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使文化内涵在人类信息革命时代迅速增长，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受20世纪60年代儿童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影响，1982年出版了《如何改变儿童的生活》。在本书中，他展示了基于阿尼波兹曼社会结构的研究立场，并通过媒体历史的变迁，展示了西方儿童概念的发展过程。这项工作的重点不是通过改变波兹曼关于如何改变儿童生活的观点（国内许多介绍），而是基于对西方儿童概念发展过程的分析，阐明了理解儿童的双重地位和能力。 一、 波兹曼对新媒介的态度转变。主要分为传统的“自然顺序”,背景资 从最初对新媒介的热情追捧到后来的焦虑悲观, 波兹曼对媒介与儿童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这一变化的发生源于波兹曼对现代童年观念的坚守和捍卫。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期, 波兹曼与美国激进的儿童教育学运动保持一致, 致力于批判学校在遭遇以声音和图像代替阅读和书写的新媒介挑战时的后进状态。他与Charles Weingartner合作, 并于1967年出版了《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一书, 抨击了学校系统不主动并且无力跟上新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步伐:当儿童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中时, 他们的老师似乎仍然仅仅将印刷品视为唯一的信息载体。他们同样谴责普通大众总是觉得需要维护旧有事物而反对任何不确定的新事物, 或者反对现实的竞争从而抵制新媒介。在1973年出版的《学校用书》一书中, 他将印刷文字和读写视为传统教育学不可更改的模本倍加批判, 并认为这样的模本不可避免地要被电子媒介所覆盖。他认为对于孩子而言, 视图是一种最为有效的获得信息的方式, 婴儿一出生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信息, 而印刷文字和相应的读写方式则是对这种自然秩序的人为干预, 通过阅读文字获得知识的方式对于儿童来说是低效的。总之, 他主张学校系统要积极运用新媒介并发展儿童运用新媒介的能力。直到1970年代中期, 波兹曼都对新媒介保持强烈的兴趣, 并积极思考媒介对于教育变革的重要意义。 有趣的是, 在1979年出版的《教学:一种保存性活动》以及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这两本书中, 波兹曼对新媒介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他抛弃了教育学的激进主义, 包括他认为后进的学校系统应当适应新媒介并以声音和图像取代古老的读写方式的观点, 开始焦虑地关注被视听媒介所破坏的读写世界, 并进而导致的童年的消逝。 从波兹曼对新媒介态度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看出, 起初, 他完全从儿童学习的“自然顺序”出发看待电视对儿童发展的积极意义, 认为视图是孩子最为有效的获得信息的方式。后来, 他开始焦虑地关注媒介技术导致童年的消逝, 这种焦虑说明了将要消逝的“童年”在他心目中的价值, 而这里的“童年”有着双重所指:即生命早期阶段的特性和现代以来人们关于这一特性的认识, 这一现代的童年观念生长于他的内心之中, 并成为他人道情怀和精神诉求的根基, 正是由于他对儿童及其童年持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 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 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 感到十分痛心和尴尬, 为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他致力于揭示这一“灾难”是如何经由新媒介所酿成的, 以至于为此他对新媒介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从书名中宣告“童年的消逝”, 到副标题中说明电视怎样改变着儿童的生活, 以及在导论中他表明自己的意图在于指出童年为什么消逝的原因, 读者可以发现他的童年情结属于彻底的“发展范式”的现代童年观念, 并为捍卫现代童年观念而彻底改变了对新媒介的态度。 二、 反思和批判的进路:针对“历史的 如果说之前波兹曼主要围绕儿童的发展和教育来思考儿童与媒介的关系, 那么, 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 波兹曼实际上并没有简单地考察电视如何影响着孩子们的生活, 全书分上下两篇线索清晰地呈现了童年观念的发明和消逝, 从中可以发现他的学术兴趣是基于受电视影响下儿童生活的历史演变考察童年观念的历史演进, 电视对儿童生活的改变实际上是他论述现代童年观念消逝的依据。促使波兹曼研究兴趣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和童年研究的学术气候的变化中获得答案。他深受当时后现代社会思潮以及阿里耶斯所开创的社会建构童年研究范式的影响, 如同阿里耶斯通过肖像画来研究西方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一样, 波兹曼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入手研究了现代童年观念的诞生以及消逝。而且, 其分析的前提和结论也与阿里耶斯保持着一致:即童年是一种“社会产物”, “环境产物”, “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 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 大约在16世纪产生, 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 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 像一切社会产物一样, 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