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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峰事件看中国古代诗人的身份之身 1 知识班子写作 19世纪。1999年4月16日，北京平谷区盘峰酒店的诗歌研讨会引发了一场世纪战争。双方可分为两个营地：知识碎片写作（王家新、西川、西藏大理）和大众写作（如伊沙、沈奇、于坚）。一时硝烟弥漫，最后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演化为一场闹剧。该事件堪为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当下主流中国诗坛的两极分裂已经演化至极端地步，而这种分裂的正当性是颇值得质疑的。从另一个维度言之，虽然中国当代新诗界活跃着大量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各式各样的论争也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瞭乱，但其理论的建设性和实践的有效性都极为有限，规范性严重不足。如何打开新诗批评的新局面，这有待集体性的反思，更有待反思基础上批评意识和言语话语的规范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关系到现今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 知识份子写作这一概念的最初创建者是诗人西川。他曾在《答鲍夏兰、卤索四问》中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并以自己的作品承认了形式的重要性。我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的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诗歌的态度。”?1989年，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张曙光诗人以及程光炜、唐晓渡、陈超等一些诗评家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知识份子写作社团。 西安诗人伊沙在《王家新:一块提醒哭泣的手帕》评论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中末两句: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伊沙写道:“王家新名篇中的名句，属于体育明星的“商标动作”。小知识分子的自怜自艾，……据说是写作“深度意象”诗的王家新竟写出了这样的大白话———自称“知识分子写作”的那路诗人经常陷入的便是这种尴尬———他们的名句也就是他们偶尔写明白的那几句，没有其它选择，写得再臭也就是这几句了。”且不说伊沙所言是否有理，但其锋利之姿态却是民间写作的共有之物。民间立场的说法本身由来已久。但严格意义上，中国现代诗坛中民间写作的说法是以《今天》的创办为始，韩东称其为民间写作的开端，而层出不穷的“非非”、“他们”、“莽汉主义”等诗派更是民间立场的坚决实践者，此外，除了韩东、于坚等人，还有大批青年诗人的加入，比如远离争论的杨键。再如朱文、鲁羊、阿坚等人;诗评家沈奇、谢有顺等人。民间写作立场首先意味着对知识份子式深层思想诉求的拒斥，同时在修辞上多表现为口语化，其整体面貌更贴近生活，其中不乏一些实验性作品。 2 不受重视的地方社会：知识鼓励或自我调节 诗歌之为艺术形式是开放性的存在，它与写作者个人经验密切相关，而因此，诗人写作可以从多维度切入，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柏桦的精微细密、张枣的阴柔之美、陈先发的超然大气、杨键的乡土深情……而相对的批评话语，也必须是多维度的相宜切入，避免除我无他的本质主义倾向。具体到评论姿态上，必须避免场域带来的身份之争，因为囿于立场，批评者的言说必然不够准确、纯净，而夹杂了场域因素。由此，做到立场的悬置，尽可能的保持评论论的身份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 就民间写作和知识份子写作这两种场域的相关诗人来谈，其实我们同双方诗人的作品中可能看到一些立场模糊、诗歌品质混质的情况。也就是民间写作也可能带有知识份子写作的特征，而知识份子创作也不乏民间写作特点的体现。06年，女诗人赵丽华诗作在网络广泛流传，诗人本身也被众多网友恶搞，戏称其诗体为“丽华体”。认为其诗作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分行，而只是对民众的一种愚弄。比如有网民曾写道:“我明白诗歌就分段而已/从此我欢呼/诗歌没死/丽华用华丽的诗教育了我/原来我也能写诗”。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是中国新诗批评史上一次巨大的悲剧性事件，新诗批评的混乱失序已臻极点。而面对民间写作的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赵丽华，如果我们对大众舆论保持适当距离，以清醒的头脑对其诗作做一整体评析，那么可以看到，赵丽华的诗作虽不乏平庸之作，但一些短诗的质量足够让她拥有“国家级女诗人的称誉”，而且其民间立场之下的写作，不乏知识份子写的诸多特点，试析一例，《白云看起来轻》:“那只肮脏的羊一定吸允了/一些湿气/一些青草/一些异性”。 全诗共四句，计题目31个字，但其技巧之精湛和形式之新意却是令人击节赞叹，而其中所含深厚含蕴更令人拍案叫绝，这里，我们可以做一点新批评式的细读。首句“那只肮脏的羊一定吸吮了”:肮脏已有沉重之意，吸吮一词显示了消化的深入性彻底性依赖性，如孩子吸乳汗。与下面的湿气相对应也与前面的肮脏表现出的沉重相对应。第一句告诉我们，这只羊的世界浊重而缓慢。次句“一些湿气”:羊的小世界向外扩大，与环境间最隐秘的相关就是气息，气息有羊身体的气息和羊身体之外的世界的气息，二者是混合的。用气息引出羊之外的世界，巧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