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用指数的量值指标.docxVIP

肉用指数的量值指标 原则上，牛是经济动物。 1997年,全世界的牛数量(不包括水牛、牦牛)已达13.3亿头,为各类家畜自然头数之首。这些牛只分属成百上千个品种,一般按照主产品的种类、数量和用途,将牛品种又划分为不同的经济类型,即乳用、乳肉兼用,肉用和役用牛。不同经济类型的牛只,在品种改良、饲养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养牛效益增进方面,往往呈现不同的特点。因之,对牛的经济类型问题仍然值得研究。 1 肉用型牛和役用型牛 已经提出了划分牛品种经济类型的简易量值指标——MPI指数。在此之前,未见国内外有类似研究报导。应用该指数,可以较好地区分乳用(MPI7.9)、乳肉兼用(7.9≥MPI≥3)和肉用(包括役用在内)(MPI≤2.9)型牛。但是,肉用型牛和役用型牛在育种学中是不同的科学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两种概念,赋有明确的内涵和一致的理解。这两种类型牛只机体的内外结构、生理机能和生物学特性各具特点;国外一些著名的肉用型牛虽然是由原来的役用牛培育而成,但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得到改造,与原役用型牛显著不同。应用MPI指数不能区分肉用、役用两种类型,这在学术上留下了一个“漏洞”。 2 培育肉用型牛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肉牛业发展迅速,并且在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为此,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普遍要求,将我国大量存在的本地役用型黄牛转向肉用,培育自己的肉用型牛品种。至今,我国还未培育出自己的肉用型牛品种,这对肉牛业的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已经证明,以肉骨比、眼肌面积、肌肉嫩度、大理石纹评分和出肉率、屠宰率等产肉性能指标,作为划分牛的乳肉用经济类型缺乏充分可靠的实验依据;而所提出的MPI指数虽然可以较好的区分开乳用、肉用(包括役用)和兼用型牛品种,但在区分肉用和役用类型品种方面失效。我国养牛科学界,对于区分肉用型牛和役用型牛品种的必要性,似无争议。否则,役牛的“转向”问题(即转向肉用型)的提出就失去根据;或者,培育我国自己的肉用牛种的必要性,也就不能成立了。 区别(分)肉用与役用型牛,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说,自然加重了责任。将役牛转化为专门化肉用型牛,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努力。为培育适应炎热气候环境下的肉用牛种,美国的科学工作者也化费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可以不用花国外那样长的时间,培育成功中国的肉牛品种。但是,这同样要靠科学,靠劳动;决不是把役牛叫作“肉牛”可以成就的,更不是仅仅看到“若干国外肉用品种牛是由役牛转化而来”这一点,不顾转化后“质”的区别,不去研究牛的役用转肉用的转化措施与条件,仅靠文字加工、搞名词变换就可以把役牛变为“肉用”型了!关于肉用型与役用型牛概念的模糊也必然导致选种实践的混乱,更会误导有关行政决策,对养牛业发展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对中国的养牛界来说,明确肉用型牛与役用型牛的科学概念,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一方面可加强本地黄牛的肉用选育工作,而不是回避或削弱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可加强培育我国自己的肉用型牛品种的育种工作,而不是回避或取消这项工作;还可以大大推进肉用杂交改良工作进程。我国目前有约1亿头黄牛,业已是世界第三大养牛国了。但总的说来,肉牛科学很是薄弱,肉牛产业刚刚起步。广大养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关于肉牛的遗传育种实践,一般比较缺乏;再加上很多地方对这方面的投入有限,还不受重视,这就更加剧了我国肉牛育种的落后状态。 由于上述学术上的漏洞,也导致关于肉用型牛和役用型牛概念的混淆,阻碍了本地牛的肉用改良和肉用选育进程。 由此看来,科学区分肉用、役用这两种经济类型牛品种,对于我国肉用养牛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都实在是具有现实的意义了。 3 牛和救牛的分类变得困难 3.1 不同品种的牛种 国外几个著名的专门化肉用型牛,如法国的夏洛来牛和利木赞牛,意大利的契安尼娜牛、罗曼诺拉牛、玛奇加娜牛和皮埃蒙特牛,都是由役用牛“转化”而来的。而我国的广大本地黄牛品种也一直为役用。两者在来源上(按照经济类型而言)有相同或相似性。 3.2 相同的产品 当役用牛的用途很少或不再使役时,可以用来作为肉用饲养。这时,肉牛、役牛都是产肉牛,产品是相同的。 3.3 牛肉和肉用牛的mpi值比较 我们计算了国内外170多个品种的MPI指数值,肉用型牛和役用型牛的MPI值相似;且都小于3,例如:夏洛来牛2.31,利木赞牛1.71,安格斯牛2.20,海福特牛2.23;秦川牛1.89,南阳牛1.82,晋南牛2.20。这些值都显著低于乳肉兼用牛(MPI平均为5.1)和乳用牛的数值(MPI平均在8以上)。 肉牛和役牛的MPI值小,表明在泌乳性能方面,二者均低,都缺乏高泌乳量的生理基础。 总的说来,现代养牛业向社会提供的大宗产品是牛乳和牛肉。但不论以牛的肉用性指标,还是表示泌乳性能的指数—MPI指数,均不能区分开肉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