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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大学生社交减少应信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学生处于重要的社交活动、教育和个人发展阶段。由于害怕和避免社交活动，学习和社交活动技能的转化减少，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的下降将严重阻碍学生的健康发展。大学生社交方面的问题广泛存在。社交回避是回避社交的倾向,社交苦恼指社交时有身临其境的苦恼感受。社交回避与苦恼是社交问题的主要行为表现和情感反应。为了解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状况,探讨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因素,于2010年10-11月对广东省广州市4所大学1 93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抽取各年级、各学院大学生,共发放问卷2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937份,有效率为88.05%。 1.2 大学生群体情绪及行为特征量表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调查过程中使用统一指导语,匿名、自愿填写问卷,并当场回收。(1)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自我感觉性格、父母教养方式及负性生活事件经历等。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为自编,包括:① 民主型:父母能与自己平等的交往,尊重自己,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② 专制型:父母具有绝对的权威,总喜欢处于控制地位,而且总是想方设法管住控制你;③ 纵容型:父母不会制订什么规则来约束你,对你的生活或者学习非常放纵,把大部分控制权都交给你;④ 溺爱型:父母对子女缺乏控制,无所要求,充满积极肯定的情感,一切顺着孩子。负性生活事件量表中与大学生相关的题目为:父母或其他亲密家庭成员死亡;在某项活动中付出巨大努力却一无所获或失败;父母离婚;受到诬陷、名誉受损;受到记过或留校查看的处分;留级;不会唱歌跳舞娱乐能力差;期末考试1～2门课业不及格;上当受骗;经济条件较差。(2)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此量表分为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2个因子。共含有28个条目,其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价社交苦恼。采用 1～5 级计分法,各分量表满分为70分,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越强。量表的Cronbach 的α系数接近0.90。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以及分类树统计分析。 2 均不符合2.361.84的年龄分布 共调查1 937名大学生,其中男生939人,占48.48%,女生966人,占49.87%,漏答32人,占1.65%;对象年龄为16～28岁,平均(21.36±1.88)岁;独生子女805人,占41.56%,非独生子女1 086人,占56.07%,漏答46人,占2.37%;大一186人,占9.60%,大二466人,占24.06%,大三365人,占18.84%,大四512人,占26.43%,大五及以上376人,占19.41%,漏答32人,占1.65%;国内生1 615人,占83.38%,港澳台生273人,占14.09%,境外生40人,占2.06%,漏答9人,占0.46%。 2.2 大学生社交回避、社交痛苦与教育环境 大学生社交回避得分(38.92±6.86)分,社交苦恼得分(38.00±7.97)分,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得分(76.92±13.70)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年级、生源地、月生活费及性格对大学生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01),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无影响。大二、大三及大四的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均高于大一、大五及以上年级(F=3.579;F=10.162,均P0.05),三年级社交回避、苦恼得分最高,分别为(39.94±5.77)、(39.84±6.52)分;境外生的社交苦恼及总社交回避苦恼得分明显低于国内生和港澳台学生(F=5.999;F=4.184,均P0.05),港澳台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最高,为(39.34±8.11)分;经济条件与社交回避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月生活费用越高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得分越低(F=2.852,P0.05),月生活费1 500元的学生社交回避得分最低,为(37.63±7.26)分,月生活费对大学生社交苦恼无明显影响;内向性格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明显高于外向学生(t=12.385,t=11.292,均P0.05),社交回避、苦恼得分分别为(41.36±6.64)、(40.54±7.39)分。 父亲教养方式仅影响大学生的社交回避,母亲教养方式对社交回避及苦恼均有影响,专制型母亲教养方式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得分和社交苦恼及总分最高。 经历过负性事件的大学生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得分高于未经历负性事件的大学生。其中在某项活动中付出努力最终却是失败、受到记过或留校察看的处分以及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