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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北方重役问题研究 税收和奴隶制是封建社会政权发挥职能作用的基础。役法的乱与治,直接关系着朝代的兴盛和衰亡。有关明代赋役问题,论者很多,但着重论述北方地区的重役问题的却很少。探讨明代中后期北方地区的重役的表现原因及其作用,对于搞清明代赋役制度和加深对明代社会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关于明代南北赋役问题,有史载言:“国家赋役之重莫逾江南,在江南诸郡又莫苏松若也。”于是苏松地区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天启元年七月便有巡抚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实际上这种“赋役之重莫逾江南”和“东南赋役独重”的说法,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元代就存在着“南困于粮,北困于役”的问题,而到了明代“论者皆知,东南之民,困于税粮,西北之民,困于差役。”虽然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但大体上也可以说明南北人民赋役负担情况。据史载,南方的丁差,一户中每数十人才出一丁应差,十年才轮当一次。然而“北方丁丁著役,年年当差,甚至有死存门虚报籍者,力差苦累极矣。” 首先,直接服务于封建皇室的各工役之繁苦,是明代中后期北方劳动人民所负重役之一。弘治时,在山东修建的衡王府等王府就征用役夫百万之众,当时的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役工匠三千余人”。世宗时,宫殿修建工程现场达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万历时从二十五年起重修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采石运甓,远者万里,近者亦数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鬻妻子不能偿货。”万历三十四年,黄河决堤,一次治河就征役夫五十万。天启七年,瑞、惠、桂三王“之国”,单在顺天府,“征车四千四百四十三辆,役八千四百九十六人。”以上所举是全国性大型工程和事件所佥派徭役的一些例子。如此浩繁的种种工程,需要征调多少人去替封建王朝服役,是无法精确统计的。由此可见,为封建官府服劳役,实际上成了应役者的一种严重灾难。壮丁尽行,役及老幼,妨废生理,不得休息。就连统治者也认为“民所患苦,莫如差役。” 其次,北方各地劳动人民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徭役。明代北京所辖宛平、大兴两县,是皇帝和封建中央统治机构所在地,所以横征暴敛,掠夺剥削的情况也比别的地方厉害。我们从《宛署杂记》中可以看出明代万历年间宛平县差役剥削的情况。万历十七年在审编徭役时,该县全部在籍成丁共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丁。其中除去官绅生员等应优免丁和内府东厂隐蔽柴煤户丁外,实编供役人丁为一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丁。按照九则差等分派于供役人丁,其上户、中户、下户各等人丁所负担徭银之数的比例分别为1.4%、6.2%、92.4%。可见官绅地主除“优免”和“脱免”外,实际所负担的丁银为数极少。而中下等人户,特别是贫苦的下等人户,则是徭银的主要负担者。宛平县力役每三年编审一次,分为“实役”和“募役”两种。在一千零五十二名实役中,就包括有园林之役,各种坛场之役,内府之役、各衙门之役、本县之役等等名目。在一百九十七名募役中,就包括有各衙门者和本县者各种各样的差役,共达百十余种之多。 我们再看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情况。崇祯年间,河南省河内县的差役仍有解京阔布之役,胖袄盔甲之役,毛田关阳打冰防河之役。这些繁重的差徭都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以致他们“终岁无有妻子之乐”,“无日不办公税。”山东也不例外,嘉靖时东昌府,“赋役横出,门户稍上,破产相寻”。又山东武城县志载,“东郡诸县编差加银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况徭役之外,又有大户之差,养马之费,走递夫、修河修城夫之增,虽癯翁孩童有不免者。” 山西盂县不仅正役索费百端,加之里老科害,民困不可言,杂役则出于里胥之手,贫民没有钱去“免役”,“甚至卖田而鬻女”以致破家荡产。徐州杂役,每年出“班夫银”三万八千余两,“洪夫”一千五百余人。而且还有浅夫、闸夫、泉夫、马夫等役,仅洪夫之役,岁银一万八千余两。其余各役,不言而喻。因此说:“自淮而北,税粮虽轻,杂役则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北方地区的马政之苛,又为一大重役。马政本来是与国防密切相连的,但也转化为一种徭役负担。“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明政府责令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养马户养马纳驹,这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一种赋役剥削。养马和俵马给养马户带来很大负担和苦难,饲养种马更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有种马在家,养马户就不能抽出时间进行其他生产。宣德间,令北直隶三丁养骤马一匹,十年编审一次。弘治间,又以地亩一半应差,为征粮地;另一半养马,为免粮地。正德间,宛平县养马九百一十六匹。虽然“国朝所重在马政”,但是对养马户来说,由于“岁责孳生,前驹未俵后驹又报”,以致“赔偿蒭牧,动至破家”。因此,一些富户都不乐养马,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反对。倒死马匹要追价赔偿,所以北直隶不断出现“乘夜系马于县坊而逃”的现象。 其四,再看城内商户承担的繁重的铺行之役。明代北京把城内商民编成行户,支应政府,出力当差。后改成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