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府财政档案公开与评价明朝宛平县的政务公开.docxVIP

明代政府财政档案公开与评价明朝宛平县的政务公开 沈邦的做法是在中国历史上“披露政府事务”的初步尝试。他并非打着“公开”的旗号, 罗列一堆“同比”、“环比”的百分数, 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作法简单而明了, 就是把政府财政档案全部公开。 “政务公开”、“财政透明”是每年都要引发热议, 但“千呼万唤总不出”, 似乎成了“老大难”。——其实这样一个课题, 在400年前的晚明时期, 已被一位京城官员轻松解决。 一 城市中央衙署的经费管理 万历十八年 (1590) , 有个湖南长沙人沈榜到顺天府宛平县做知县。他是个有心人, 在任期间留心政务, 利用宛平县署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 编纂了一本《宛署杂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宛平县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资料。尤其是第十四、十五两卷, 题为“经费”上、下, 把宛平县一年的例行财政支出不厌其详地罗列出来, 是一篇极为透明的政府财政“流水账”。 那时的宛平县, 并非今天北京卢沟桥头那座小小的宛平城。在明代, 北京称顺天府, 城区与近郊区被两个“附郭县”——大兴和宛平“瓜分”。全城以钟鼓楼为中轴线, 中轴以东的东城区以及东郊的广大地区, 统归大兴县。中轴以西的西城区以及西郊的广大区域, 统归宛平县。两县各占半个北京城, 两县知县无异于半个“京兆尹”。 京兆尹不好当, 因为不仅要管好京城的百姓, 还要承担起为皇家及中央衙门服务的繁冗任务。看看《宛署杂记》“经费”下的“子项目”:“坛祭、宗庙、陵园、行幸、宫禁、内府、各衙门、乡试、会试、殿试、乡会试武举……”也就是说, 每年京城各坛庙及皇陵的祭祀费用、中央各衙门的办公用品, 还有在北京举行的各级科举考试的组织经费等, 都要由宛平、大兴两县共同承担。 其中的差使有大有小, 小差使只需十几两银子。如天坛的“冬至祭”, 宛平县只需预备五十束“苇把”, 二百斤“烧香木炭”、十五两灯油以及一百斤木炭, 连同运送的“脚钱”, 总共才十七两四分五厘银子, 按照白银与人民币的换算, 一两银折人民币240元, 仅合今天人民币四千余元。而大宗开支则要几百两、上千两。如宛平每年都要与大兴县分担宗庙的祭祀开支, 十二个月的费用加起来, 宛平的支出是白银四百五十两 (约相当11万元) 。至于三年一届的“会试”, 宛平要担负将近一千两银子 (约合23—24万元) ! 为中央各衙门提供办公费用, 负担就更沉重。服务对象包括翰林院、六部、都察院、按院、盐院、太仆寺、光禄寺、通政司……总共三十多个衙门。不过哪怕只是一笔小开支, 也都列出详细的清单来。举翰林院为例:教习庶吉士, 每年折笔墨价一百二两八钱八厘。装钉匠二名, 每名每日工食银七分, 一季该银一十二两六钱, 如闰月, 加银四两二钱, 小旬, 一日除银一钱四分。万历二十年四月奉文复回, 匠役停止。以上行银大户解。 所谓“庶吉士”, 是指明代从进士中选一部分优秀者到六部及翰林院做见习官员, 又叫“庶常”。翰林院用于培养庶吉士的经费, “大头儿”为办公用品 (“笔墨”折价) , 是有整有零的一百零二两八钱八厘银子 (约25000元) 。另外还配备两名装订本册的工匠, 每人日工资白银七分 (将近17元) 。 不足百字的记录, 包含着不少信息, 可以看出制定者心细如发:不但注意到闰月问题, 还考虑到大旬、小旬的不同, 原则是:既不能让人白干, 也不能让国家吃亏。而预算的变更, 也都有明文记载, 有年月可查。此外还写明经费的来源及支付方式 (“行银大户解”) , “行银”是指向商铺征缴的税银。具体到这一笔, 大概是由大商铺直接上交翰林院。 对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根基的看法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 感到既新奇又好笑。这位宛平知县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都一笔不漏地记录下来, 究竟有何用处?一些地方竟细碎到了这般地步:“太仆寺正堂、大门、二门、东西角门、土地祠、后宅门, 大小门神、桃符各二十副, 共价一两四钱三分二厘。”这段记录连太仆寺衙门有多少道门, 大年初一需要贴多少门神、桃符 (即对联) , 应支多少钱, 也要记录在案, 这未免太“小家子气”了吧? 然而若干年后, 当我再读该书时才领悟:这正是作者光明磊落、目光远大之处。 首先, 沈榜的所作所为, 是中国历史上“政务公开”的首次尝试。他并非打着“公开”的旗号, 罗列一堆“同比”、“环比”的百分数, 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作法简单而明了, 就是把政府财政档案全部公开, 物品细到一针一线, 银钱小到一毫一厘……连篇累牍的账目、枯燥无味的数字, 你可以抱怨他过于琐细, 却不能指责他有所隐瞒、不够透明!这同时也使人们相信:沈榜自己是位清官, 襟怀坦白, 两袖清风, 因此才有公布账目的自信和勇气, 才能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 其次, 我们还可就此推断, 即使沈榜不编纂这本书, 封建时代官府中也有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