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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归去来妮辞》翻译标准探析 1 以通俗化的策略,创作7个月后的“文化” 该校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学者和优秀的翻译人员。他兼用祖国和异国语言文字(英文)写作,在国外的声望高于国内,蜚声世界文坛。“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一生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道路的写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与“和谐”美学被认为是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和谐的噪音,因而被驱入边缘位置。对林语堂的研究,被打上鲜明的阶级分析的印记。国内对林语堂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进入较为客观的、宽容的、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杨柳、张柏然,2004:44)。但无论欣赏他或是反对他的人,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他作为翻译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林语堂翻译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以通俗化的策略,把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化,生动地传播到西方世界。他认为,文化只有“亲和”才能更好地凝聚人类的灵魂。正是出于此,他的通俗译本以自然清新的风格,小到品茶烧饭,大至儒道美学,在他的笔下都是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幅轻松自如、亲切备至、平等互爱的生活世界。在美国,《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等译本一直都是热门书籍。林语堂的译本一直都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甚至前美国总统布什1989年在访问东亚之前还要阅读林语堂的作品。 2 《论翻译》的理论思想 “30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作出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语堂。” (陈福康,2000:325) 1932年初,林氏发表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长篇论文《论翻译》,涉及诸多的翻译理论问题。他在通论翻译标准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美学思想。他认为,翻译艺术所倚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的透彻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 2.1 “忠实”的内涵 林氏认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死译”是“直译”走向极端的结果,“胡译”是“意译”走向极端的结果。他认为“直译”与“意译”两个名称虽然便于使用,但仍是“不中肯的名称,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使之成为“死译”和“胡译”的庇护所,或令人以为翻译有两种同时可行的标准。其实这两个词不过表达了历来客观存在的翻译方法的不同倾向,两者是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翻译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翻译非绝对,“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决不可能将这些同时译出,“译者所能求的只是比较的非绝对的成功。” 2.2 句义成立目的:以句为单位 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他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裂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译文若求通顺之目的,亦必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与此同时,林氏还提出“句译”理论,主张翻译只能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者的语意。”罗选民指出,“林语堂是中国第一个在翻译中运用以‘句’为单位的学者”。(杨柳、张柏然,2004:44) 2.3 “字神”是翻译艺术文的责任之核心 翻译还有美的方面须兼顾。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当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凡译艺术文的人,须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翻译须传神,“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字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 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齐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3 《桂来来语》的翻译理念在其英译《归来来语》中得到了体现 3.1 林氏的生活理念 陶渊明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与高尚的人格风范,为历代士人所景仰。而《归去来兮辞》被认为是陶氏辞赋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作者雅致的生活意趣和高逸的精神风貌。《归去来兮辞》正文从诗人辞官回家写到躬耕生活的情趣,以及从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谛,结构主要以时间为序,历数自己辞别官场后的归途之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