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巢湖农民战争的典型意义.docxVIP

王仙芝、巢湖农民战争的典型意义 黄海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一场典型的农民战争。其典型意义具体表现在,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民战争内在的一般规律。这里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以就教于大家。 乾符二年:“强打击”,反抗秦“整体推延” 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民, 性格被严重扭曲, 成了最老实巴交的芸芸众生, 如果不危及他们的生存是决计不会起来造反的。可以说, 这从秦末陈胜、吴广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来, 历代的农民战争, 几乎无一例外。 同样,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也是在“百姓实无生计”的情况下爆发的。唐朝晚期, 宦官擅权, 藩镇割据, 贪官污吏横行, 政治极其黑暗腐败, 这是唐末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也是激起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这些统治者, 挥霍无度, 为了满足他们那难填的欲壑, 加剧了对农民的压榨。赋役繁苛, 尤以政府垄断的食盐为最, 政府任意抬价, 因此“天下之赋, 盐得居半”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繁重的盐赋, 致使“天下百姓, 哀号于道路, 逃窜于山泽, 夫妻不相活, 父子不相救” (《全唐文》卷八0四) 。王仙芝、黄巢在起义之初发布的檄文中, 抓住了这一社会问题的症结, 把“吏贪沓, 赋重” (《新唐书·黄巢传》) , 作为发动起义, 推翻唐王朝的政治纲领, 很得民心, 收效甚好, “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数月之间, 众至数万”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唐文宗太和初年, 刘贲在对策中就指出了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今海内困穷, 处处流散, 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 “百姓无所归命, 官乱人贫, 盗贼并起, 土崩之势, 忧在旦夕” (《旧唐书》卷一九O下) 。乾符元年正月, 就在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的前夕, 翰林学士占携在一奏疏中, 较真实地勾勒出一幅悲惨的画面:“关东去年旱灾, 自虢至海, 麦才半收, 秋稼几无”, “常年不稔, 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 无所依投, 坐守乡闾, 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 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有三司钱, 督趣甚急, 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 卖妻鬻子, 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 “租税之外, 更有他徭。”“百姓实无生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敲骨吸髓的剥削, 农民已无力承受。乾符元年 (公元874年) “关东连年水旱, 州县不以实闻, 百姓流殍, 无所控诉”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天灾人祸, 使得“百姓实无生计”, 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乾符二年,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回眸陈胜、吴广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战争,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间的历史脉络, 即历史的必然。秦末反秦起义爆发的导火线, 就是因为屯长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赶赴渔阳, “会天大雨, 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 法皆斩。”面对死亡的威胁,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 等死, 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 诛求无餍, “赋敛愈重, 戍徭无已”, 弄得黎民百姓“财匮力尽, 民不聊生”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这些“苦秦久矣”的广大农民群众, 聚集在“伐无道, 诛暴秦” (《史记·陈涉世家》) 的大旗下, 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由此可见, 求生存, 起而造反是农民战争的一个内在规律。 规律之二:“纯粹”的农民, 承担不起农民战争领导者的重任 考察我国农民战争的历史, 往往可以看到, 大凡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纯粹”的农民, 最后终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拱手把领导权让给封建统治阶级, 最后成了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阶级这一悲惨命运的源头是来自农民阶级的悲剧性的性格, 即阶级局限性。封闭式的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整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 视野短浅, 社会交往圈子狭小, 很少有社会活动能力。领导农民战争的千钧重担, 这样的“纯粹”农民是难以承担的。我国首次农民战争的领袖陈胜、吴广, 发动起义时, 已不是“尝与人佣耕“ (《史记·陈涉世家》) 的“纯粹”农民, 而是率领九百名戍卒的屯长。王仙芝、黄巢是走私盐贩的首领, 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 勇气过人, 敢于对抗官府的缉查。应该说他们是历经风雨, 见过世面, 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是敢作敢为的人。黄巢, 曹州冤句 (今菏泽西南) 人, 出身盐商家庭, 精通击剑骑射, 能言善辩, 周济贫困, 喜结天下豪杰, 有勇有谋。他有较高的文化, 曾数次考进士。他不论在才气、阅历、文化素养、谋略均胜过王仙芝一筹。所以在王仙芝败死之后, 他不仅继续坚持了起义之初共立的“横行天下”的“大誓”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 而且开拓了更为轰轰烈烈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