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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萧皇后的人生境遇与文学创作 肖皇后的文学才能在她的世界历史上是有记录的。《隋书》本传称其“有智识, 好学解属文” 一、 代际文化传承:“识”“才”“善”平衡下的女性文学传承 萧皇后的文学素养是如何形成的?这似乎不言而喻:她作为萧梁文坛领袖之一、昭明太子萧统的曾孙女, 以及机辨有文采的后梁国主萧岿的女儿, 自然秉承家学。然而, 据《隋书》记载:“江南风俗, 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 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 岌夫妻俱死, 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 后躬亲劳苦。” 该墓志志主名张妙芬, 她所出身的范阳张氏, 与兰陵萧氏世为姻亲。其祖辈张弘策、张弘籍等与梁武帝幼而亲狎, 长而辅弼, 因此梁武帝登基后, 张氏也由素族摇身一变为甲族。张弘策第三子即张妙芬之父张缵。他博学能文, 被梁武帝赞许为“外氏英华, 朝中领袖” 张妙芬对于萧皇后的积极影响至少有两方面, 即“识”与“才”。先看“识”。据墓志, 她于“开皇四年, 奉使入京, 省元子。于时龙德尚潜, 早蒙提识” “识”与“才”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 造就了萧皇后不同凡俗的文风。以她的名作《述志赋》为例。历来对此赋的解读, 多根据《隋书·后妃传》“ (萧) 后见 (炀) 帝失德, 心知不可, 不敢厝言, 因为《述志赋》以自寄” 以上对萧皇后与张妙芬之关系进行梳理, 并不仅仅意在推崇这位“幕后英雄”, 而是要借助于这样的例子来观察宫廷女性代际文化传承的特性。 首先, 如果将张妙芬与萧皇后的身世合并起来看, 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即她们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甚至父系亲属都是缺席的。上文已述, 张妙芬尚在襁褓, 其父即被害, 她完全没有亲承庭训的机会。其文艺修养的形成, 便不得不归功于其母——梁武帝之女富阳公主。既有的文学史早已对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给予了关注, 但仍需留意的是, 与他们共处宫廷文化圈中的姐妹们, 同样颇具才情。《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临川王宏传》载:“ (梁武) 帝诸女临安、安吉、长城三主, 并有文才。” 其次, 她们的经历是否只是个案呢?上文已述, 富阳公主在同辈姐妹中, 文采并不突出;其女张妙芬雅善诗文, 也仅见于私家墓志。然而, 正是这些处于文学史边缘地带的“普通”人, 恰好标示了当时贵族女性的“一般”文学水准。这些不甚出彩的女子, 却在千差万别的人生旅程中, 借助各种亲缘关系, 实现了文学资源、技法、时尚的承接与流动, 女性文学网络的开放性与生命力也就可见一斑。 最后, 女性之间的文学传承只是一种“潜流”吗?仅就本文的讨论范围来看, 也并非如此。在中古时期, 宫廷文学的动向带有一定的轴心影响力;而皇后、嫔妃在与帝王的朝夕相处中, 对其原有的文学观念有所开拓、改变, 无疑是女性影响一代文风最为便捷的途径。从富阳公主、张妙芬到萧皇后, 她们之间所传递的文学特质实际上经历了宫廷——宫外——宫廷的一轮循环。而此宫廷非彼宫廷也, 当萧皇后入主隋朝后宫时, 萧梁王朝已如流星幻灭, 她所秉承的萧梁宫廷文学特质能否薪尽火传, 对隋朝固有的文风发生影响, 催生新的风气呢? 二、 宫廷及朝臣的拟文学 隋开国后, 在“不悦诗书”的隋文帝杨坚的倡导下, 宫廷乃至朝臣的文风, 都趋向质朴简练。这种情况在隋炀帝享国之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一过程中, 萧皇后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以合关系培养 少年时期的杨广, 被寄予的期望是成为其兄、太子杨勇的有力辅佐, 负责帝国某一重要地区的安定, 就连他的婚姻, 也将为这一使命服务。因此, 当隋文帝觉得有必要与萧梁王室后裔、当日的西梁国联姻时, 他便请西梁国主萧岿选择一位女儿嫁给自己的次子杨广。萧岿不敢怠慢, “遍占诸女, 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 令使者占之, 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 隋炀帝早年即镇守南方, 登基后仍累年南游, 最终埋骨于此, 称其有“江南文化情结”殆不为过, 而萧皇后对于夫君文化趣味的养成, 作用不可小觑。首先, 她是最早将江南文化介绍给他的人之一。幼年时期的杨广, 基本上生活在长安, 直到开皇二年 (582) 两人成婚, 南方来的新娘才“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 并促使他热爱南方, 以至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 具体到文学, 这种影响是如何体现的呢?贞观史臣认为, 杨广接受南朝文学的影响, 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初, 王属文, 为庾信体, 及见 (柳) 2. 宫廷女性墓志 隋炀帝登基后的大业年间, 隋代文化与文学发展进入繁盛期。而借助女性史的视角, 便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宫廷女性中, 尚文之风正蔚然兴起。传统史料中, 有关女性文学的材料甚为稀缺, 但若将出土文献纳入视野, 便会发现这一趋向不仅有迹可循, 而且还有着较为明确的时间节点。 以辑录中古墓志铭最为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