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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改革与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俄罗斯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1861年废除了农业奴隶制度，促进了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工业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对于这种作用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尚有深究的必要。它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把握住俄国资产阶级和沙俄帝国主义的特点。 一 关于农奴制问题 众所周知,1861年的“农民改革”(解放农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成为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点。然而,这次改革竟然是由俄国头号封建农奴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签署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解不开的“历史之谜”。倘若全面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历史状况,即可迎刃而解了。 第一,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已迅速发展起来了,并显示出它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优越性,暴露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性。可以说,废除农奴制在俄国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第二,由于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导致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日益高涨。据统计,1826—1854年俄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达700多次,平均每年达24次以上。“在五十年代末,农民骚动席卷了25省,占当时俄国所有省份的半数”。 第三,受到西欧、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受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欧洲革命风暴的冲击,俄国国内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与日俱增。一些思想先进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多方论证农奴劳动阻碍生产的发展,劳役制无利可图,应当解放农奴。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伊·谢·屠格涅夫于1847—1852年发表的《猎人笔记》中就尖锐地批判了农奴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们就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提出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 第四,俄国封建农奴主贵族即统治阶级内部,亦有人意识到不进行变革的严重危害性。比如,原沙皇政府财政大臣康克林看到农奴制阻碍俄国工业的发展时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就如同处于某种野蛮状态”。如果同高度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就会成为大的“祸害”。 第五,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在争夺黑海和巴尔干控制权的克里木战争中遭到惨败,俄军死亡达52万人,黑海舰队被全歼,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严重动摇了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统治的腐败。“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 综上所述,诚如列宁指出的:“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中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二 农奴制下,是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变,在整个社会生产力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由《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总法令》等17个文件中。它宣布农民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和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法令还规定,农民为了获得自由和份地,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缴付巨额赎金。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有2250万依附封建农奴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在法律上成为有财产的自由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欧俄50个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土地上谷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1861—1870年为每俄亩29普特,1871—1880年为31普特,1881—1890年为34普特。 随着商品经济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阶级分化加剧了,致富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逐渐增多了,于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俄国资产阶级队伍扩大了。据统计,在彼得堡冶金工厂主中贵族出身的占3.6%,商人占9%,市民占50%,农民占37.4%。 改革最突出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批自由劳动力和一笔可观的资金。改革使相当数量农奴制度下的农民成为无地农民,家仆也没有得到土地,地主的奴婢和包月工也从领地上被驱逐出去成为无财产化的居民。更主要的当然是如前所述,改革加速了农村阶级分化,许多少地的农民贫困破产,纷纷沦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据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调查材料统计,1861—1870年间给外出做工的农民所发的长期护照是5.92万份,1891—1900年间增加到184.5万份。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的雇佣工人己达900万人以上。 改革后,大工厂迅速取代了手工工场,似乎成为俄国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俄国资本主义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