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读书笔记.docVIP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书笔记 沟口雄三是日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以鲜明的批判性和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闻名于世。其中《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其著述中论战性最强的一本，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角度。全书作为一个论文集被分为三个部分，本人在阅读中又重新加入自己的理解并整理如下。 　　一、近代中国像 　　一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洋务-变法-革命”这一阶段论模式被当作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基本框架。按照以往的主流观点，洋务运动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夭折，取而代之的是中体的变革，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派以树立立宪君主制为目标而进行的戊戌变法，但新政仅仅维持百日便以失败告终。此后，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章炳麟和孙文等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上述阶段论所包含的大致内容，即从保守、反动到进步的阶段论。 　　沟口雄三指出，以上基本都是从毛泽东革命出发对历史的回顾，其中已经混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进化史观的历史价值观念，理论和评价先入为主，因此制造出了一个主观性的“近代中国”，而这只是一直以来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近代中国的研究迫切地需要确立一个广阔深远的视角，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来透视清代史和现代中国。也就是说要抛弃所有的偏见和成见，脚踏实地地根据事实来俯瞰从清初直到毛泽东革命这一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过程。毕竟，近代中国最直接地继承的正是清王朝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在考察近代中国时，清朝的研究必定是无法缺少的第一步。 　　二中国基体展开论 　　正如上文所述，在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上，曾经有很多人都以“洋务-变法-革命”这一有名的阶段论为依据，即把洋务看作是视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工业　西用来温存清朝专制体制　中体的阶段把变法看作为因洋务的失败而试图变革王朝体制、树立立宪君主制的阶段把革命视为进一步否定清朝体制走向共和制的阶段。沟口雄三在《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一章中通过对这一阶段的重新思索，对过去的近代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和态度加以批判性的考察。 　　沟口雄三将战后与上文所提的阶段论密切相关的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的立场和方法整理为六大类型，即近代论式的、超近代论式的、历史唯物论式的、人民农民论式的、政治性的以及民族感情论式的。后两种类型由于性质问题，沟口没有进行分析，只是就前四种类型结合上述阶段论来进行考察。他通过分析指出，上述前四种方法和立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里仍旧残存着把旧中国视为“落后”的看法。然而“中国到底是不是落后”作为一个一般命题原本并不成立。因为这里所说的“落后”是以欧洲、日本作为参照对象对比得出的评价，具体来说就是比较生产指数、国民收入等数据。但这种数据上的比较与中国的文明、历史落后与否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况且，就算是以数据来说明问题，中国的先进和落后都只能以其自身作为参照来进行比较，而与欧洲、日本等第三者毫无关系。由此，沟口指出了“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一假说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对中国这一历史基体缺乏洞察，抛弃了其自身的事实。这一假说之所以能流行不衰，就在于不管是专家还是一般民众，日本人对于“中体=?落后?”这一欧洲透视法始终深信不疑。 　　在上述基础上，沟口提出了自身的立场，即基体展开论的立场。所谓“基体论”，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与前代的关联来把握。其关键就在于，沟口认为中国有中国固有的展开。而且这里他所说的“中国”，是指南北混合，辽、金、元、清等异族与汉族不断冲突混淆的过程中，在发生变形的同时被牢牢继承下来的“基体”。所谓“固有的展开”，就是指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把中国近代看作是所谓“西方冲击”的承受者，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这是因为“西方的冲击”虽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运动，仍是“旧中国”基体的延续。对此，沟口做出了很详细的论证，指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日常伦理、民间习俗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方冲击”的作用，但这种冲击并没有破坏甚至瓦解前近代以来的结构，而是往往在中国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并最终以中国独特的形式出现。可见，西方很多先进的思想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价值，但就其形态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照搬到中国。总而言之，中国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近代化过程的。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的时候，首先应该以受到西方冲击之前的前近代的历史因素为基础，从其独自性出发，来探究其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中国自身。 　　在表明自身的立场之后，沟口重新审视了“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一阶段论假说。他首先要求消除顽固、固陋和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