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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运用农户数据的回归分解 一、引言 围绕中国农村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 (Wan, XX)o他们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 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后果，并且如果这种收入分配 不平等持续恶化，将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XX年，全国 人大和政协两次重大会议体现了对农村收入和收入不平等 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政府也将收入分配问题排在 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 在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趋势不断扩大问题上，人们已 普遍达成共识。但是，这里不讨论有关这些扩大的原因。 一般来说，影响收入的变量也将决定收入的不平等。因此, 经济理论和常识可以用来识别这些变量。换句话说，人们 可以很容易地写出一系列可能解释收入差距的因素，例如 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政策偏好。然而，为了排列岀政策的优 先次序，有必要从变量对整个不平等影响程度的角度将变 量排序并解析这一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方法一般都 遵循 Shorro c ks (1980^ 19 82、1984 )和 B ourgui gnon (1979 )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构架下，人们可以通过按人 口分组或按要素分组来分解收入不平等，前者产生了所谓 的组内因素”和组间因素”，它用来调查例如城乡收入 差距、男女收入差距等问题（参照Shor roc ksWan , XX） o例如Ka nburZhan g （1999 ）发现，中国地区间收 入不平等的70%?7 8 %是由组间因素（城镇和乡村）决定 的，其余部分由组内因素决定。这种分解并没有告诉人们 哪些是这两组因素中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基本的因素。而 且，这一分析可能产生虚假结果。例如，分析性别造成的 收入不平等可能夸大了性别的作用。妇女如果在进入劳动 力市场前接受较少的教育就不易找到工作，这可能与工作 场所的性别歧视关系不大，这一现象在很多发达国家普遍 存在。同样，如果其他个人属性例如教育、年龄、职业等 其他假定都一样，大量种族间成分与肤色的关系就不大。 显然，必须限定其它因素来识别、衡量某一特定变量的作 用。 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要求知道所有收入来源的 完备信息，要求用要素收入的总和来表示全体收入。除了 难以得到所需的数据外，这种处理方法也不能起到用来量 化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 收入由教育、经历和其他个人或家庭的属性来决定。这些 基本决定因素影响全部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投资利润 和转移收入。把全部收入不平等分解成与每个基本决定因 素相关的组成部分，这将是有意义且有用的。然而，这种 方法会导致把整个收入不平等仅仅归结于收入来源而非基 本决定因素。 在描述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方面，目前的研究应用了 很多不同的方法，但这些研究只是系统性分析中国农村收 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初步尝试。回归分解方法之所 以新颖，是由于它允许根据任一种不平等度量标准来排列 这些决定因素。而且，本文使用了家庭水平数据，除尘滤 布以补充基于总量数据文献的不足。 在第二部分，本文就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和数据来源 做一个简短的讨论；第三部分描述回归分解技术和收入函 数；随后的第四部分对分解结果和政策含义进行解释；第 五部分为结束语。 二、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和数据来源 收入不平等可以从不同的总体水平来考察。从全国来 看，省或地区（有时候为有代表性的县）经常被看作分析 的对象。这是很多关于中国农村收入不等的研究基础。从 总体看，人们发现收入差距很大。例如XX年，上海农村人 均纯收入为6 224元，与此同时，贵州农村仅为14 90元。 如表1（略）所示，相对发达的东部农村收入普遍较高，中部 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大多位于全国平均水平附近，而人均 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都位于中国西部。 多年来，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在扩大。1985年，最高 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最低的倍。XX年，这一比率扩大到 倍。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 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增长。 收入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省际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省 份的不同村庄之间和同一个村庄内的不同家庭之间。表2（ 略）记录了 X X年9个村庄之间的农户人均收入的分配情况。 表2（略）的最后一行反映了云南省村庄1的人均纯收入水平 是同省村庄2的12倍。在湖北，村庄3中的65%的家庭人 均纯收入低于20 0 0元，而村庄2仅有1 7%。广东的村庄 也明显存在收入差距。后面的分析表明，村庄间的收入差 距大约占总体不平等的40%。在农户水平上，差异甚至更 大。在云南，XX年，村庄2占55%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低 于500元，而广东村庄1中超过80%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 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