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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者认知调查下土地指标配置分析 　　摘要 土地指标配置管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对耕地资源配置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然而，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的迅速推进，源于计划体制下的指标体系不断遭受现实挑战。本文基于三省两市的现实调查，从管理者的视角评价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进而探讨指标配置交易的真实意愿。结果表明：其一，统计结果表明，80.33%的被调查人员认可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但指标交易在区域性、类型或性质、规模和价格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二，交易意愿调查显示，92.27%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耕地和建设用地都需要异地交易，并且大都选择获得更多发展型指标支撑经济发展、规避保护型指标约束的策略；其三，分析比较发现，虽然各方指标交易意愿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均衡，但是土地政策调整对保护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发展型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影响相对较小，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指标配置交易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发展型指标配置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土地调控；指标配置；交易意愿；三省两市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9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16 　　 　　土地指标调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对稀缺性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配置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1-2］。然而，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迅速推进，源于计划体制下的指标体系不断遭受现实的挑战：2000年5个省区就已突破上轮规划确定的2010年建设用地总量指标，2001年底22个省区耕地保有量跌破2010年的规划指标，随后2002年全国建设用地总量达到0.39×10 8 hm 2，提前8年突破2010年的规划指标［3-4］。遗憾的是，新一轮规划设计没能突破传统指标层层行政分配的机制，虽然将土地规划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两类，共计15项指标。并强调，约束性指标是规划期内不得突破或必须实现的指标。在15项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等6项指标为约束性指标，是规划目标的具体化，反映了土地利用管理核心指标之一［5］。然而，据笔者参与的调查和规划实践来看，一方面有些地方的建设用地总量、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量等指标已经突破新一轮规划的近期目标，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指标在数量上虽然勉强凑够，但是质量令人堪忧；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除调控指标外，还余有较多的高质量一般农田（如东北地区）。可见，新一轮土地指标配置并没能充分考虑市场机制，现实可操作性令人担忧。因此，有必要在评价现行土地指标调控绩效和调查管理者意愿的基础上，探寻我国土地指标配置的合理机制。 　　针对土地指标配置存在的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如：有研究者认为土地规划的目标在于对土地利用进行调控、协调、组织和监督，我国土地规划失控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市场评价的工具和方法［6-8］；另有学者认为规划应当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多元变动［1,9-11］；就具体改革路径而言，有学者提出变指令性控制指标为预测性、指导性规划指标，增加控制指标的弹性，引入市场机制等［1,3,12］；也有学者提出基本农田易地有偿代保、折抵指标有偿调剂等［13-15］。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与其研究不同的是，结合新一轮规划实践，引入意愿调查方法，试图探索土地指标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寻求实现“帕累托”配置改进的方向和策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土地指标交易或异地调剂现实是存在的，然而市场远不够成熟。因此，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管理者对土地指标的认知情况及其交易运行的现实障碍，为土地指标配置完善和公共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 样本点概况 　　1.1 样本点的选择及调查方法 　　1.1.1 样本点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江苏、辽宁和安徽三个省以及江苏南京和盐城两个市作为调查、访谈的样本区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从横向上看，江苏、辽宁同属于沿海地带，两者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宏观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两者存在指标市场化配置的雏形，而安徽作为农村土地改革的前沿和中西部的典型代表，虽然尚无指标交易，但农地资源相对丰富且与江苏直接接壤，为指标跨省调剂提供可能，因此，对该区域进行深入探索能够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其二，从纵向上分析，江苏省情与国情极为相似，苏南、苏中和苏北现实情况可以说是全国区域差异的浓缩，并且南京、盐城分别为指标交易的发送和接收区，深入研究区域内部市场运行情况，在满足规划分层控制的同时，对全国指标市场化配置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