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重商意识对《三言》创作商人形象影响.docVIP

浅议重商意识对《三言》创作商人形象影响 　　[摘 要]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工商作为末业历来受到压抑,但是在明代独特的社会情形下，这种情况在明代中期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重商思潮弥漫到社会各阶层，经商治生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随着全民经商热潮的出现，士、商关系渐趋融洽，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带动下，士人对商人和商业活动有了客观的见解和认识，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和反映出来。这一时期反映商人生活的小说层出不穷，其中当时流行的通俗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在这一方面很是突出。本文将对这种社会思潮在这部作品中对商人地位和商人形象的影响和变化进行讨论。 　　[关键词] 重商意识 商人形象的变化 商人地位的变迁 　　明代历史上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被当时人说成“纲纪凌夷”的朝代，有着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出现了异于前代的现象。明代初期，开国皇帝为了恢复农业的生产，稳定社会经济，实施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一定程上打击了商业的发展，但是在农业恢复的同时也为商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统治者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如解放手工业者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操作，降低商业税率“十而取一”,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海禁的一度解除，更是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明代中后期，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弛，抑商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弛，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人也由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士人也走出了“孤芳自赏”的圈子，开始留恋都市的繁华，并乐意和商人们交往。一些士人弃儒从商或涉足文化圈也屡见不鲜，文人和商人的密切交往，使其对商业活动和商人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随着人们商业意识的提高，相应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也有了很的转变。重商思潮逐渐在社会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如李贽就提出了鲜明的重商观点：“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所得者末”，对轻贱商贾的看法很不以为然。明代改革家张居正也提出了“资商利农”的主张“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疾；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认为商业农业同等重要。明代思想家对商业的有力论述，打破了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中商居其末的传统观念。 　　这种社会思潮的流行，不仅影响着世人的思想，相应的也渗透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去。这种重商意识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其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世俗白话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就很全面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业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视商业，崇尚理财，“重农轻商”社会观念的转变，尤其是涉及商人题材的小说以热情客观的笔调对商人这一新兴的市民阶层表现出由衷的欣赏，曾经的文学作品中商人的“奸商”形象逐渐减弱。作品对他们勤劳致富、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的商业活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对他们轻财好义、扶危济困、坚毅勇敢的品质表现出由衷的赞美。不仅如此，作者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对商人义利兼得、重商逐利的行为不但不蔑视，反而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市民观。至于商人本身，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商人不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而是把谋取利益看成是一种正当行为。越来越多的世人开始觉醒，认为科举做官并不是唯一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弃儒从商的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重商意识”。 　　这种反传统的新型的社会思潮对对《三言》创作的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商人形象的重新的刻画上。在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商人大都是形象猥亵，贪婪狡诈，好色阴险，重利轻义的形象，如：白居易就在其名篇作品《琵琶行》中借琵琶女之口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而《三言》在描写商人形象时许多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观点，与中国传统诗文、小说中的商人多为“奸商”“重利轻义”的形象不同，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正面形象的商人类型，他们往往正直、善良、淳朴，而且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诚实守信。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商人施复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布商吕玉拾金不昧等等，这种形象塑造的变化，和当时的“重商”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业繁荣促使世人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商人们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当时的士大夫们平等的交往，这也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将儒家的传统思想与“重商”意识相结合密切相关。《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出身于传统的儒家大家族，自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接受的是完整规范的儒式教育，但是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