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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发展法律框架 　　在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整体框架下，出现“经济冷了，信托火了”的局面，是由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的。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最大的蓝海是财富管理，而信托是财富管理的主要法律形式和产品形式。 　　财富管理大约可分三个方面，即企业资产管理，居民个人理财和财富管理咨询。 　　财富管理需要统一的监管安排 　　信托制度存在于资产管理活动的基本制度框架中。既然是要遵循《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委托代理制度，就要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现在私募资产管理市场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目前理财市场上出现的乱象证明了有必要在法律关系上对这个产品做认真的界定。 　　现在的理财产品法律性质不清。很多人到银行柜台上去买理财产品，买的不是产品，而是银行的信誉。银行的理财产品就本质来说是一个资金信托。如果银行承诺理财产品保本，那就是债权产品，是一个结构化的存款，按照银监会规定，需进入到银行表内，占用银行资本金。如果理财产品不保本，风险和收益属于投资者，那就是信托产品。不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不是投资者以个人名义投资，而是银行投资，它是地道的信托产品。同样，银行理财产品也不是旁氏骗局。我认为，现在银行理财产品唯一的缺陷是没有明示这是一个信托产品。 　　银行的短资金池不断滚动发行理财产品，长资产池则发行期限较长的产品。银行以长资产为主，因而收益率较高。拿长资产池的收益兑付短资金池的回报，中间存在一个差额，这就是银行利润。从信托关系来说，银行的长资产池和短资金池收益差额只能收取手续费，但是银行除了收手续费，还把剩下作为超额利润留下。当然，银行确实无法一一对应计算短资金和长资产的配比，而银监会也一再要求银行做理财产品时资金池和资产池必须一一对应。信托产品的问题不是资金池和资产池的对应，而是资产池的投资方向没有明确界定，且调整时没有向投资者明示，因而引起很多纠纷。没有明确法律性质，就无法明确法律责任，所以客户在银行柜台上买了理财产品之后，就要求银行刚性兑付。我觉得银行责任在???没有明示产品的风险承担到底是谁。 　　市场的成熟需要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出现不兑付的情况才能实现。如果全民以保本、不亏本的心态购买产品，理财产品市场和信托产品就不会成熟。证券和基金日子不好过，就因为它们已经在走向成熟了。投资者承担风险，也知道不得不面对风险。国外的小投资人不会去买股票，也不会买信托产品。我国的信托产品都是私募的，也必须是高净值人群来买。老百姓最适合的是公募基金，就是公募资金的信托产品。 　　法律关系不清还不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五类机构都在做信托，但准入标准不同，风控标准也不同，这就造成不公平竞争，需要完善制度统一监管。 　　财富管理的法律框架中，对委托代理的规定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从信托角度立法，需要修订《信托法》，补充对信托经营的规定。可单加“信托经营”一章。对财务顾问的规定，在这次《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中因考虑涉及面太广，故只是狭义地作了原则性规定。今后在修订《信托法》时，可以考虑单加一章或在“经营信托”中增加规定条款。 　　对《信托法》修订的主要方面是，设立信托时委托人是否应当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规定，信托目的的合法性，受托人的审慎义务等，但并不局限于此。 　　财富管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对《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改。大家不愿意用“投资基金”的名字立法，是因为投资基金复杂，有投资已经上市的证券的，也有投资于未上市的证券的，还有投资于另类的，包括红酒、古玩等，这么多，这么复杂，觉得没法立法。实际上把那些想投资但没有能力投资的人的钱集合在一起，帮他投资，然后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是金融机构要做的事情。监管当局这时应该关注这个金融机构管的是大多数人的钱还是少数人的钱，管大多数人的钱由于有搭便车的现象，有从众的心理，因而有道德风险，所以需要公权力的介入，由监管当局代表公众来监督这些替大家管钱的人管得好不好。但是对少数有钱的人募集资金，这些人有能力识别风险，即使没有能力，也可以雇用财务顾问，因而他们的风险不需要用公权力替他保证，这就是私募。立法的关键就是要分清公募还是私募，对公募严格监管，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对像信托这样的私募，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法的本意，第一是更多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利益，也就是让投资人搞清楚自己是公募投资人还是私募投资人。第二，无论哪一类机构，只要搞了公募基金，就必须受同样管理。管理私募基金也应该遵守同样的准则。第三，给私募基金合法的地位，更好地为社会管理财富。第四，给基金以类财团法人的地位，避免重复纳税。解决信托产品重复纳税的问题。修法的亮点也有两个，一是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二是加强了对基金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