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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与共性完美融合 　　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它是以人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的。要对社会进行审美观照，要深刻地反映生活，就要创造出对生活富有高度概括力的艺术典型。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作品，无不是以其优秀的艺术典型对生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这样的艺术典型，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环境来看，它已经具备了某种普遍性和代表性。 　　在艺术典型的创造中，有些是以生活原型为模特，具备深刻的思想涵盖性。或表现为对未来、自由、理想生活的热望，追求；或表现为对某种丑的对象的摒弃与批判，它们的思想批判力，是至深至透的。而艺术典型的思想概括力，是与作家的审美价值密不可分的。许多优秀的作品，无不打上了作家审美理想的烙印。在有些人物身上，甚至能够折射出作家自己的影子。小说中的人物承载了作者的一切爱恨情仇，所以才会使作品中人物鲜明、丰满、独具个性。人物身上往往寄托着作家很高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艺术典型形象既是“类的样本”，又是作家理想的体现，它也是生活的“美的本质的体现”，小说中塑造具有艺术概括力的典型形象，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小说家写人，就要创造出具有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而性格是人物形象的最高审美要求，“性格”一词，最早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提出的。而中国的金圣叹在评价《水浒传》时曾这样说道：“《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的一百零八个性格都写出来。”所以说，人物形象必须具备独特的个性，是个性化的典型形象。正如黑格尔所说，“性格是理想艺术的真正中心”。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具有自然魅力，而人物在具有自然性格魅力的同时，社会，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文化环境，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会给每个人身上打上相同的历史烙印，使之具有时代的共性。 　　当然，性格塑造走极端是万万使不得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一定要注意不能太偏激。例如：在反映某个时代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渗透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政治化”代替了“典型化”，人物本身像被压进了政治模板中一样，全都具备清一色“高大全”的特征，成为一种“概念”，一种单纯的“样板”，完全丧失了人物自身有血有肉的自然形象，文学赤裸裸地变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丧失了艺术与美学的本性。 　　另一种现象是一味地强调人物自身的个性，不遵循文学创作的典型化艺术规律。人物失去时代感与历史共性。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摇无定，不知所属。丧失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也就丧失了最大的艺术审美性。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塑造人物真实典型形象的砝码，不让人物塑造的天平失去平衡。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完美性格的塑造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是时代的，社会的，群体的；而个性是自身的，独特的，唯一的。只有把共性融于个性之中，使个性体现共性，人物性格才具有审美意义。聪明的作家们善于在共性的基础上挖掘个性，在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发现细微的区别。 　　接下来，就以明清小说为例，来浅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如何体现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统一的。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也叫《忠义传》，尽管书中写了“一百零八个性格”，但他们身上都鲜明地打着时代的烙印。虽然上梁山的经历不同，却显示了历史的共性，都是在宋王朝昏庸腐败的统治下，被逼上梁山的。它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正义，歌颂了智慧与真诚，塑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花和尚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可谓栩栩如生。对这个人物的深刻描摹主要表现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故事情节中。这部分既写出了他的粗鲁，又写出了他的机智及精细的性格。文中这样写道：“三个人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地哭，搅俺兄弟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这些情节都写出了鲁达脾气急、性子躁的特点。当他听得金家父女的不幸遭遇后，便破口骂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这部分情节写出他嫉恶如仇的侠义性格。最值得提一提的是，鲁达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与李逵又有细微的区别。如在安置金家父女逃离时，书中写道：“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这里充分表现他心细如发的性格。一个脾气焦躁的人坐等两个时辰实属不易，这正是他身上精细的一点，也体现侠义性格中包括的“安良”一面。最精彩的要属除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情形。他颇有心计地对郑屠“三激”之后，拔步走向街，痛惩了这个恶徒，三拳中一拳比一拳厉害。书中写道：“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的拳头，看着郑屠道：“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