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文本再解读.docVIP

《生死场》文本再解读 　　内容摘要：《生死场》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读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创作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各时代特定的读者群，《生死场》文本便有了诸多不同的解读。本文试图从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方式，探讨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悲剧式表达，对人物群像的物化展示，从而论述《生死场》在现代语境下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生死场》 女性命运 悲剧式表达 人物群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东北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惨遭蹂躏。1934年萧红从哈尔滨逃亡到青岛，本年10月萧红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读者自然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作家独特的身份——东北人，作品所描写的独特地域——东北，作品中关于抗日的描写被理所当然地摆到了显眼的位置，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作品也因此被定位成抗日小说。进入新时期以来，抗战主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读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文本自身以及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对于生命的特殊感受和表达方式。 　　一 　　《生死场》所描写的是哈尔滨近郊的农村在“九一八”事件前后的生活，作者着力于对农村苦难生活和农民悲剧命运的反复诉说，尤其是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小说所描述的众多女性形象中，王婆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感情的灵魂。她在婚姻方面摒弃了传统的思想意识，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好，她带着孩子另嫁他人，而后又嫁给赵三。得知丈夫参加“镰刀会”反抗地主压迫，她果断支持。然而男人们让她失望，无穷的生的悲剧，在五月节里她选择服毒自杀。金枝怀着少女的憧憬与梦幻，与成业在河边幽会，在细雨的口笛声中开始了女性情爱的悲剧性命运，短暂的爱情体验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河水在此变成了女性流水般宿命的隐喻。后来金枝漂泊到都市，等待她的依然是嘲笑和男人的欺侮。最后金枝要做尼姑去，而庙庵早已空了，漂如浮萍的金枝又走向哪里去？萧红在《生死场》和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在不厌其烦的诉说着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这里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方式，是理解作品对于女性的命运悲剧式表达的关键。 　　萧红的一生短促悲凉，颠沛流离，从呼兰河到哈尔滨，由青岛转战上海，从异国他乡的日本到命丧香港，从1911年出生到1942年带着无限悲凉离开人世，萧红饱经着被放逐的孤独寂寞和失落痛苦。她出生在呼兰县城的一个乡绅之家，在提供了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这个家庭也带给了萧红残缺的精神世界。父亲的冷漠残暴、母亲的漠视辱骂、祖母的乖张专制，使幼年的萧红养成了敏感执拗的性格。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的经验塑造了一个人的人格，这些特点到了成年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因此，童年经验对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审美倾向以及创作心理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童年的不幸经历和家庭温暖的缺失为萧红以后人生路上的情感悲剧埋下了伏笔。1930年，年仅19岁的萧红逃婚出走，在此之后，与 “李姓青年”、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使得萧红对女人的世界感到了悲凉和绝望。“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2]。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幸福，都在不断地与苦难和绝望抗争。 　　童年所遭遇的冷漠，成年后痛苦的爱情婚姻，一生中“父亲”和“丈夫”两种男性角色的缺席，是萧红一生无法弥补的痛。作为一位感情炽烈而又极其敏感自尊的女性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不可能不留有她的情感经历和体验。上文中所论述的《生死场》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悲剧式表达便是萧红对于女性苦难的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在这里，王婆的顽强和坚韧无疑是弥漫这阴郁灰暗的东北大地上的一道亮色，昭示着光明的方向，王婆服毒而未死，是作家低沉的天空下放飞的一线希望。金枝的命运更像是在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小河”，河水镇日流淌，飘荡无定，看不到归宿的所在。萧红将其一生的飘零无依的生命体验透过金枝呈现。萧红的女性观是悲观的，她曾不止一次的表述“我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然而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又不断的反抗这种悲观和绝望。从童年时和家人作对，到毅然逃婚，从和萧军相恋到与端木蕻良结合，萧红在不停地寻找幸福，寻找女性的地位，寻找女性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死场》中作家对于女性的悲剧式表达的一个独特之处：荒凉而不荒芜，绝望处显现希望。 　　二 　　在《生死场》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有不断变幻的场景，作家将镜头在“麦场——菜圃——屠场——荒山——都市”之间游走，这些独立的场景并置建构了整部小说。这样的小说布局不易突出单个的人物形象，萧红所要描写的也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庭的悲欢，而是整个村庄村民的生活，四季变幻、风俗人情、瘟疫战火、生死轮回无不囊括其中。萧红在小说中所进行的是对“场”中和“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