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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调查合法性探讨 　　摘要：第三方调查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方式被网民热捧，似乎已经成为政府危机公关的良好解决方式，最后的结局就是“皆大欢喜”。从“躲猫猫”事件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再到“徐宝宝”事件，无不彰显了第三方调查的威力。本文旨在对第三方调查的合法性进行探讨，希望能从新的维度分析第三方调查并给予思考。 　　关键词：第三方调查 舆论监督 “徐宝宝”事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公众逐渐由公共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喻国明总结出其中的规律：“由网络率先造势，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传统媒体和相关部门随后表示关注，这成为最近一两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个基本程序。”即某一社会问题的发生――网络揭露――引起公民激烈讨论与义愤――在全社会迅速传播――传统媒体深入报道――政府出面――公众质疑――第三方调查――善后处理。第三方调查作为一种新型的调查方式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也要引起我们对第三方调查的权威性、合法性做法理性的思考。 　　第三方调查的产生 　　第三方调查的引入。第三方调查一般是在具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中，政府所做的调查不能使公众信服，进而启动的由社会人士、网民、记者等各中立力量组成的调查团体。这有些像国外的独立调查机构：调查目标明确，致力于揭示对受众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真相；调查行动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独立完成，调查与收集材料是其独立行为，不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利益的控制。 　　当“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被网民热炒的时候，就有人呼吁应该成立一个由社会人士、网民、记者等中立人员成立的调查组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宣传部公开向社会征集网民和社会人士代表，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参与调查。但在实际的调查中，由于“师出无名”，对于调查整个事件的关键――“调看录像资料”、“询问与死者发生冲突的犯罪嫌疑人”等要求，警方以违法、违规等理由拒绝。这次调查，除了听警方、检方讲述调查结果和回答提问外，就是去看守所看《死亡医学证明书》、死者入看守所时的体检表等书证。有网友质疑这样的调查只是一场“作秀”，是政府在处理公关危机时的一种手段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第三方调查以一种民间的监督力量出现在公共事件中，不具备法律权力和效力，这样的调查只能像“躲猫猫”事件一样无疾而终。 　　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因此，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意，同时民众也希望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第三方调查应运而生。 　　一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从“躲猫猫”事件、“李刚门”事件等事件中，网民将矛头直指政府，政府公信力受到了质疑。 　　评价政府公信力的指标为：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第二，政府的依法行政程度。第三，政府的服务程度。第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①“徐宝宝”事件就是民众对政府的诚信和依法行政程度的缺失强烈不满，第一次调查是由省市卫生厅局组织的，被网友戏称为“老子查儿子”。在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中，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其良好的信用状况，即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第三方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的产物，是政府充分引导公众兴趣、激发公众主动参与、掌握公众真实意愿的一项民主评议的有效方法。 　　二是网络时代公民意识的提升。网络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众的监督意识越发强烈，对透明公开的渴求更加高涨。这是民间监督力量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主人意识的萌动。公民并不是被管理者，而是这个城市或社会共同的参与者和管理者。 　　而网络时代下，舆论依赖网络所建立的虚拟社区，重新组建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传统的以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个人的独立性增强，个人被孤立（相比以前而言）重组，形成“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群”②。正是网络的虚拟社区给公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话语平台，迅速转载，扩大影响，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 　　三是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力度不够。近年来，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大都发端于网络。作为党政的喉舌，传统媒体无论在时效性还是在流动性上都无法与网络媒体相媲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弱化：舆论监督内容比例大大减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一些行政管理者也常把负面新闻与国家及地方的形象联系起来，把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威胁，经常动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干预，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现象严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