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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传播功能与劝服艺术 　　有问必答，为记者释疑解惑。从表面上看，答记者问似乎是一项被动性很强的传播活动，但从具体功能上看，它除了回答记者欲知的信息外，还是劝服记者接受某种观点，改变某种立场，并影响其行为的一项积极主动的传播活动。因此，明确答记者问的传播功能，并具备高超的劝服艺术，是取得答记者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答记者问的传播功能：新闻+宣传 　　 　　“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①而对于答记者问这种特殊的传播活动而言，它则同时具备了“告知新闻”和“传播观念”两方面的功能。 　　首先，“告知新闻”是答记者问的基础。所谓新闻，是指“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②从受者(记者)一方来看，获得“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是他们最重要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积极参加记者招待会并踊跃提问的重要目的，因此，使记者获得足够多的新闻，是答记者问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再者，从传者(答者)一方来看，“告知新闻”也是其实现宣传目的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新闻宣传是在尊重、维护、实施新闻的‘告知’职能的基础上进行的”，③也就是说，答记者问中的宣传必须以新闻为载体，不存在纯粹的宣传。 　　其次，“宣传”是答记者问的目的。在答记者问中，记者掌握着提问的主动权，似乎占有主导地位。但事实是，答记者问活动的组织者是“答方”，他可以通过限定“问答”主题、选择提问记者，以及回答问题的详略等方式来轻易获得主导地位，并掌握答记者问的真正主动权。因此，从实质上来说，答记者问应是“答方”开展的一项积极主动的传播活动。而“答方”组织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入解释；二是传播“答方”(社会组织)的理论、方针、政策、措施和立场态度，并以期影响记者的意识，强化或转化他们的立场、观点，使其行为能沿着“答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知道，“宣传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④据此看来，以上两个目的中，后者具有典型的宣传性质；但对于前者，心理学家说“对信息进行相应的解释，是使任何信息具有宣传性质的必要条件??，⑤这说明它也具有宣传的性质。所以，从“答方”来看，答记者问的真正目的在于宣传，宣传是其又一重要传播功能。 　　 　　答记者问的劝服艺术：理智劝服+情感劝服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立足新闻，重在宣传”是答记者问的主要传播功能。而对于宣传来说，“劝服”既是目的，又是极其有力的手段。至于“劝服”手段的运用，具体来讲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理智型劝服和情感型劝服二者的融合。下面我们以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的一次答记者问为例⑥，来分析答记者问之劝服艺术的具体表现。 　　首先，我们谈一谈答记者问的理智型劝服艺术。 　　理智型劝服就是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周密的逻辑推理，冷静的分析论述去说服别人”。⑦在本次答记者问中，李部长理智型劝服艺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推理严密，以逻辑力量征服人。以理服人，就是用道理、真理去征服别人。而道理、真理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就因为它是经过严密的推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逻辑推理具有一种让人不得不服的强大力量。比如，在回答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关于“如何看待中日未来关系”这一问题时，李部长就引用了在日本京都一个寺庙里所见的几个汉字“大道无遮拦”，并由此充满信心地预言道：“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它的发展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李部长的这一预言之所以得到包括日本记者在内的广大记者的认同和赞赏，不仅因为它是中日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更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典型的三段论式推理，具有强大的逻辑征服力，令人不得不服。 　　辨析概念，以明确的是非观警示人。混淆概念，会使人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对是非判断不明。因此辨析概念，也是在辨明是非。如彭博新闻社的记者问道：“……中国讲，它不会去干涉其他国家，可是一个大国不可能不去影响别人，你怎么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怎么影响又不干涉?”接着还举例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鼓励苏丹多配合联合国时说：“有人说中国这样的鼓励也有点干涉苏丹了。” 　　这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记者把“影响”、“鼓励”等同于“干涉”，试图通过混淆概念、偷换概念，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对此，李部长说：“在我们看来，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我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提供援助的时候都不附加政治条件，而且援助是务实的”。他还说：“国家之间可以进行平等友好的协商，我们就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和非洲国家、和所有的国家都愿意进行友好的、平等的对话。”答语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采取的是无私援助、友好协商、平等对话的政策。而“援助”、“协商”、“对话”这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干涉”毫无关系。通过辨析概念，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