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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字形规范文化解读 　　汉字字形规范，是指根据汉字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交际的需要，为汉字字形确定统一的规范与标准。作为汉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汉字的字形必须规范。只有人们在交际中遵守一个共同的字形规范，才能使交际活动中的信息传递、思想表达准确有效，从而避免歧义和误解的发生。汉字的字形规范是实现汉字的基本交际功能的必要保证。 　　汉字字形规范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汉字产生的那一天起，字形规范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鲁迅先生在谈到仓颉造字的传说时说：“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鲁迅文集》卷六第75页)。这就是说，汉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积累丰富起来的。既然汉字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很多人分别创造的，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对于同一个字的写法绝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统一的。刀柄上的图，门户上的画，或繁或简，形态各异，最初只是在小范围内充当交际的符号，尽管形体参差，却也并无大碍。但是，随着部落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交际空间范围越来越广，形态各异的汉字形体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给大范围的交际活动带来严重的障碍。这时，对字形进行规范整理已经迫在眉睫，作为文字的重要使用者的史官们，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重要使命。他们将散见各地的字形搜集整理，确定相对统一的规范，从而达到了“敷衍记事”的目的。这些“仓颉”们，也便成了历史上最早对汉字进行规范的先驱者，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的规范工作，汉字体系才可能最终形成。这正如章太炎先生在《造字源起说》中所说：人们造字，“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 　　但是，当时“仓颉”们的工作还带有很强的自发性，还远没有达到“下笔不容增损”的地步，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汉字字形规范”。这一点，从后来的甲骨文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甲骨文虽然已经是成体系的文字，但由于此期汉字仍然具有很强的象形性，有些甚至带有原始图画的特征，其形体的稳定性依然很差，异体很多，字形的繁简程度、字的参构部件、部件的位置及摆放方向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如像短尾鸟之形的“隹”，在甲骨文中多达几十种样式，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或添足或点睛，或静立或飞翔，或左顾或右盼，真可谓千姿百态，犹如百鸟翔集。甲骨文的“齿”字像张开嘴露出牙齿的样子，但牙齿的数量却多少不等，有一、两颗的，有三、四颗，甚至还有六颗的，再加上牙齿的位置分布复杂多样，使得“齿”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样式也十分众多（见图1）。也有些汉字采用了不同的构件，如“牢”字，本义是牲口圈，其甲骨文字形就像圈有牛羊马的牲口圈的样子，正因为牲口圈里圈牛、圈羊、圈马都可以，所以甲骨文的“牢”也就出现了从“牛”、从“羊”、从“马”等不同写法（见图2）。还有些字的摆布方向不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正或侧，如甲骨文的“龟”字，就有左右正侧等多种写法（见图3）。 　　 　　这些形象生动的字形变化，从欣赏的角度来看确实十分有趣，但作为文字形体，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不符合语言对文字的要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应该有固定的形体和明确的意义，这样才能有效地充当日常交际的工具。所以，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自觉的调节和人为的规范，逐步使自身的构形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充满波折的。殷商甲骨文较乱，西周金文渐趋稳定；战国文字较乱，小篆走向统一；隶书书写较乱，楷书确立标准。这一乱一治的交错状态，一方面是汉字由稳定到变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字发展到西周时期，由于当时周王室的强有力的统治，天下一统，社会局势较为稳定，这使得当时的金文字形在规范程度上大大提高。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还专门对当时的文字字形进行整理，编成《史籀篇》，作为教贵族子弟识字的教材，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用字的规范。后来，随着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衰弱，诸侯各国开始各自为政，社会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并最终进入战国时代。“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对当时社会的很好的写照。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战国文字字形的极度混乱。图4是当时各诸侯国“马”字的不同写法：有的装饰得很精美，有的简化成寥寥几笔；有的还大致像马的样子，有的则成为纯粹的记号。如此严重的字形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交际。所以，后来当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马上建议秦始皇统一文字，实施“书同文”的政策。 　　秦朝在汉字字形规范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秦朝的“书同文”就是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凡与秦国字形不同的其他诸侯国的异体字一律废止，以秦国通行的字形为标准字形。当时为了制定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