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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早期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地域变动 　　[摘要] 开埠前后的上海，经济中心在老城厢地区。但是在1870年以后，租界逐渐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标志、象征。老城厢地区却衰落了。上海现代化早期经济中心的区域变动，既与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相关，也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地域变动 制度 　　 　　开埠前的上海已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美称，精华之地在十六铺地区。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急速发展，但外国商人要采购的丝、茶、瓷器和中国商人需要的鸦片、棉布都在县城里成交。许多商务、报关事宜也都需在县衙中办理。一些从外国进来的新奇事物，如照相馆，也最先在老城厢地区出现。英国医生洛可哈德开设的仁济医馆，即后来著名的仁济医院，也曾将地址选在老城厢地区的小南门外。 　　小刀会起义期间，老城厢的商业曾遭到重大打击。为了阻断起义军???补给，清军曾将小东门至大东门一带街市完全烧毁，导致居民铺户房屋被毁达2000多间。县城被攻占以后，劫后的县城满目凄凉，这个“一度商业繁荣的区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县城中心，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一所象样的住宅不变成断壁残垣的。” 　　同一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大量难民向上海迁移。其中既有富绅，也包括一般贫民。他们的目的地，除了租界，还有老城厢。即使是一般难民，也并非都集中在租界，如江苏的天主教徒逃难到上海后，主要居住在董家渡、洋泾浜和徐家汇，1862年，“董家渡及其周围收了一万二千个难民”，“洋泾浜收了五千个难民”，“徐家汇收了三千个难民。” 　　大量难民的涌入带来了资金、劳动力，也进一步拓宽了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了包括老城厢地区在内的各行业的兴起和繁荣。而城市的繁荣反过来又吸引来各地民众来上海寻求谋生或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由于人口的大量聚集，避难的富豪们都不惜重金获得一落脚之处，于是租界内的外国人“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同样，在老城厢地区，也同样出现了繁荣。《上海新报》记载：“沪城老北门内马弄向有大宅一座，系开茶栈，嗣有穆炳元者，买去翻盖楼房，周围三十余栋，其水木工料俱某木匠包造，其房于两年前已落成，虽未全行租出，而租出已过半矣。” 　　总之，开埠初期的老城厢并没有因为上海开埠，租界的建立而立形衰落。相反，与租界地区一样，得益于开埠后中外贸易、国内各地往来的增加，太平天国战事期间各地人口向上海的聚集等因素，也曾一度繁荣。 　　大致在1870年以后，随着运输工具、港口区域等变化，重要的商贸区域基本都集中到了租界。为商贸服务的金融业也转移到了租界。租界成为城市的商贸中心，老城厢则成为租界的附庸。 　　在老城厢的城市经济中，沙船航运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埠以后的沙船业又得益于更加繁忙的内外贸易，特别是国内的埠际贸易的发展。可是1860年以后，沙船业逐渐走向了没落：“沙船生意渐渐跌落，不能获利，船只次第售尽。” 　　沙船业的衰落，导致原本投在沙船业的资本开始向其他行业、特别是位于租界的新兴行业的转移。沙船业的衰落还影响了老城厢一些相关行业产品的销路，如“铜炉坊作，专造铜盆由各沙船运往天津牛庄等处求售”，沙船业的衰落，导致铜盘销路减少，作坊夏季停工时间延长。 　　沙船业的衰落还间接导致上海主港区由老城厢向租界地区转移。在沙船业繁荣时期，上海港区“主要在大、小东门和大、小南门外沿黄浦江的弧形圈内，亦即今南起南码头，北到十六铺这一地段。特别是大东门外船舶最多，是港内最繁忙的区域。”但在沙船业衰落、轮船航运业兴起以后，租界的沿浦地区成为上海最繁忙的港口区域。 　　上海开埠之时，英国领事巴富尔就擅自划定港区范围，宣布自英国领事馆所在地的县城起，“决定西以宝山为限，西南以河之左岸为界，迄于吴淞”，即自上海县城起直至吴淞止，全部包括在港区范围之内。同时规定自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作为洋船停泊区域。后来洋船停泊界不断扩大，至1883年，南起小东门外江边，往北向东至洋泾港，都成了洋船停泊界。洋船停泊界的划定，使原本荒芜的十六铺以北到虹口一带迅速发展成为上海港之重要港区。 　　而19世纪末，内河（主要指长江三角洲的河湖港汊）航运的兴起又再次推动了港口区域向租界地区的移动。从清政府开放内河航运“至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内河轮船数已骤增至381艘，黄浦江轮船渡运也开始出现。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经营内河轮运的企业已有50余家，主要分布于十六铺、北苏州路一带，航线覆盖江、浙、沪。”内河航运业的兴起，使租界区域的苏州河港口增多。 　　随着沙船业的衰落、轮船业的兴起，主港区向租界的转移，内外贸易逐渐集中在租界区域，原本以沙船及相关行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钱庄业也转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