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群至上”经济伦理与当代企业经营管理.docVIP

儒家“社群至上”经济伦理与当代企业经营管理 　　内容摘要 ：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通过国家权力和伦理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认为经过现代化的扬弃和重构，赋予其新的内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当代的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社群至上 企业经营管理 　　 　　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 　　以前我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国家观念不过是家族主义和宗法意识的延伸，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是天然家庭和血缘关系的扩大，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必然依照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规范，建造社会秩序的结构和经济生活的图式。所以，它不仅要维系一个民族整体的存在，而且必须参与和保护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人民生存提供相应的物质环境和秩序保障。因而，在其整个价值体系中，由国家主体形式所涵化的群体取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也蕴藉了对刚性私有制度的否定，以及重组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愿望。对于此，儒学创始人孔子较全面地表达了他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和理想，倾向用国家的力量和伦理的规范来作为重构秩序的保障。 　　儒家这种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倾向通过国家权力和伦理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反映了古代价值体系的群体取向。孔子主张按照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来管理社会，用养民以惠的原则来协调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孔子一直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德”就是对人民的恩惠和教化，“礼”则是对人民的规范和秩序，表达了以民本思想为基调的社群理念。孟子则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侧重为国家制度设计理想模式，主张“均田薄赋”、“以户析产”的经济思想，倾向肯定国有制和家产制，并以“国中什一使自赋”作为理想化的分配原则。这样，在孟子的社会理论中，由于主张国家掌握土地所有权和财产分配权，最终确定了国家在经济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孟子一贯推崇“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国家学说，并作为伦理化政治的哲学基础，因此奠定了先秦儒家的国家主义理论构架。这种学说不仅赋予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公正的道德意义，而且认同国家具有仲裁不同利益的理性意义，由此蕴含了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理想。 　　由此来看，儒家的这种社会构想，是以君权和伦理为媒介来滋润社群关系的政治化模式，它把选择经济手段和商业策略的问题，变成确立价值、规范和目标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形式理性的建树，来维护社会的均富和公利，推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的凭籍，形成了以国家主义制衡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一切既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宗法人伦制度的需要，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也要最大限度地依靠政治制度的调整。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儒家学说利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关系结构来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保证社会资源能够用于达成某些稳定的目标。严格来说，权力关系和人情网络很难进入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和商业行为都是受非个人的市场合理性所制约，而国家主义和人伦主义对商业精神的渗透，则无法保证市场规则对于国家制度或伦理秩序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虽然权力结构和人情网络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有可能以一种特殊主义的资源体现出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提供契机。但是，古代商业行为只重自利不重利他的倾向，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为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涂上一层极端工具主义的色彩。 　　尽管如此，古代商业伦理精神却始终受到权力体系和亲情关系的影响，并在特殊主义的环境中发育。官方经济思想与民间商业精神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曾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经济秩序中的各种张力。在汉唐时期，由于政府主要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国家力量并未真正渗透到社会深层，民间商业活动也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经济自由曾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局面。但在明清社会，由于国家体制向社会深层渗透，躁动的民间商业精神，最终被“官商合办”、“官僚商办”、“官僚民办”等国家主义措施所覆盖，而很难正常发展。超经济的特权物化和人情扩展，终于导致商业理性精神渐渐濒于颓落。国家暴力潜能向社会深层渗透的结果，使延伸出来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原则发生蜕变。随之而来的却是普遍的贿赂公行、仗势逐利、官府庇护以及地方性、家族性的特权膨胀。它意味着，一旦政府实行无为而治时，商业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因素因此可能趋向活跃；但也意味着，一旦国家中心结构失衡时，也会导致“礼崩乐坏”的道德大滑坡，从而摧毁社会的既定关系和利益定局。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因此，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惟一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