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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在土地征用中具体化分析研究 　　［摘 要］笔者从“无为而治”的典故中探索出不同时代赋予“无为而治”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是不变的,就是以维护民生为根本要义。目前,中国在土地征用中形成许多矛盾。笔者提倡在土地征用中实行“无为而治”,以资达到在民主与法制中不失德治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无为而治；土地征税；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3-0106-02 　　 　　1 时代赋予“无为而治”不同的内涵 　　1.1 “无为而治”的典故 　　刘邦称帝时,西汉到处一片荒凉残破。史载当时“方之六国,五损其二”,“人相食,死者过半”,“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栽十二三”。刘邦要求士人陆贾总结秦朝在内的历代兴亡的教训。陆贾在他所著的《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陆贾以上所阐述的观点是秉承黄老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黄老之术”是道家的政治思想。老子的治民原则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1.2 时代赋予“无为而治”不同的表现形式 　　陆贾针对西汉的历史与现状提出“无为而治”,他主张不要“极武”,不要“用刑太极”,他认为“长久之术”是“文武并用”。西汉刘邦皇帝为了改变历史遗留的现状,吸纳了陆贾的建议,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经过刘邦的治理与整顿,西汉经济开始转轨,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开始强盛。 　　虽然时过境迁,“无为而治”也有了新的历史舞台,然而其实质还是以维护“民生”为根本要义。因此,建设什么样的政府就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人们无论是热衷于“新公共管理论”,还是追逐于“服务型政府理论”,还是潜心于“中介组织的第三部门论”,其终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好政府。而事实上,政府对社会是“马后炮”式的治理,其滞后性是有目共睹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往往是机会主义的,或遵循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决策者不应该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斟酌处置权,而应该承诺遵循固定的政策规则。”因此,政府最好“无为而治”,特别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问题所形成的矛盾已经彰显无遗。 　　2 聚焦土地征用矛盾 　　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矛盾的焦点。从2006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组建了课题组,调查了北京朝阳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山东省滕州市、四川省双流县这四地13个乡镇、39个村庄,并对1106个失地农户进行了详细的访谈。《调查》显示,在1106个调查农户中,原有地的共有954个农户,征地使55%的农户完全失去土地。北京市朝阳区在征地高峰期(1995―2005年),该区共征(占)各类土地13.3万亩,各类市政工程征(占)地导致的“农转居人员”6.75万人,“农转工人员”3.98万人。在苏州吴中地区在2001―2005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为60.96亿元,而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56.43亿元,但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比如,吴中区2001―2005年土地出让金额分配构成中,农民安置补偿费所占比重为14.05%,而真正用来补偿安置失地农民的费用占比仅为3.2%。 　　中国征地之所以矛盾凸显,是因为国家强制性征地范围过宽,“公益性用地”界线不明确,大量经营性、商业性用地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这些商人之所以会堂而皇之地盗用“公共利益”名义征地,主要问题还在于政府相关部门,因为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条分级审批的具体情况如下：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准。第三款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这些逐层上报的数字,有纸上谈兵、以讹传讹之嫌。然而,根据这些数字审批的项目却是一锤定音。《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这款规定让相关政府官员大钻空子,那就是只要能瞒过审批这一关,就不存在拆除建立的工程项目。因此,政府官员通过分级审批征用地大收贿,强拆迁等一系列恶行引得民怨载道。 　　3 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应当“无为而治” 　　这种“无为而治”是从外延方面而言。至于这个“无为而治”的现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