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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要：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关键词：最优财政分权度；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82―04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现有的理论大都认为分权可以使得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时分权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激励，因此，分权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在经验研究方面，分权化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一些国家的财政分权反而阻碍经济增长。在对同一个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在某一段时间内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另一时期内，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说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分权度。偏离了最优分权程度的过度分权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 　　已有的分权理论主要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角度论证了分权的好处，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到底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分权程度越大越好。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财政分权度非常高。同时，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在支出结构方面也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去甚远，但这些争论也提醒我们，对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理论认识尚存在欠缺之处。分权也可能带来一些成本，甚至可能成为阻碍地区分工和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如果这样，那么最优分权结构就很难让中央政府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本文将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的进一步分析，利用我国可得数据加以实证研究，探讨最优财政分权度的存在，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 　　 　　一、研究概述 　　 　　目前，有关最优财政分权度研究的文献尚还不多，针对中国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邹继础认为，当部分公共财政服务的受益面超越了政府的行政区域，而其覆盖面又未达到全国范围时，便应由跨省份的组织来协调这些公共财政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但跨行政区域共同协调生产财政服务的一个难题是：在现行体制下，跨省组织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使得在自然的制度演变中，无法形成提供公共财政服务的最优行政规模。王绍光的研究认为，分权应该有底线。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一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的50％，或GDP的10％。如果一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低于财政总收入、支出的50％，且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低于GDP的10％，就可以说超出分权的底线了。殷德生的研究认为，与最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存在着最优财政分权水平，这一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份额。他对中国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水平既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并提出，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分权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梁军和宋迎春也对最优财政分权度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以国家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和私人公共产品为投入变量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当地方政府占有的税收收入的比例，等于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除以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与国家公共产品的弹性之和的所得时，财政分权度达到最优。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的程度，Qian和Weingast的研究认为引，从地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中国是非常分权的。邹继础认为，中国内地财政分权制度具有分权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特色，即中央以下的省级政府也具有部分的财政自主性与财政责任制。在形式上，内地的各级预算拥有宪法所赋予的部分预算自主权，而省政府可以决定辖区内县市政府的财政责任，拥有部分预算立法权。但与“财政联邦主义”不同的是，内地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实际财权是相当有限的，中央不仅控制预算支出总额，也决定并影响地方政府部分重要支出的份额，如价格补贴等。王绍光认为，中国已经超过分权的底限，这不仅表现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