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宋明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知识的转型与分化 中古传统文化知识讲座 （共选）课件.ppt

比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13）。“人欲中自有天理”，离开人欲或完全否定人欲，也就无从谈起天理。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13）。正是这种心性论使朱子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多接触认识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厚积博发而“豁然贯通”）有丰富的认识论内容。 南宋理学除了集大成者朱熹，陆九渊（1139——1193 江西抚州 象山先生）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位。据说他四岁时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十三岁读到《老子》“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而慨叹“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进而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卷36）这样囊括一切、主体便是本体的命题。他继承北宋理学、尤其是大程的思想，“塞宇宙一理耳”，“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况于人乎”（同上卷11）， 结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通过对“良知良能”的存养，“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提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同上卷34）。“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同上卷1）。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同上卷11）。所以陆子的“格物致知”就是“切己自取，迁善改过”，“剥落心蔽”，“发明本心”。由于朱陆对心、性、理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差异，二人在治学的方法与求学的路径上有明显的不同。 朱重视向外认知、不断积累而求“豁然贯通”，陆强调内向体悟、“剥蔽”“明理”。所以有1175年朱陆（信州铅山）鹅湖之会（学术中介人吕祖谦功不可没）、 以及后来相互间的指斥，陆讲“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意浮沉”，而朱回以“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殊不知，这为理学后来分化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唯宋朝士人的地位最高，所以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也最突出。但物极必反，到了元朝，士人尤其是儒士承受了“九儒十丐”(僧道官吏皂隶倡优儒丐）的苦难。 所以理学在元朝虽然仍居统治思想的地位（在宋朝直到南宋理宗时理学才确立统治地位），但只是一个花瓶——利用“汉法”、拉拢汉人稳固统治，自然也就不会有大的建树。当然作为“宋明理学”的中间环节，元朝理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元军南下灭宋，随军儒士姚枢和杨惟中得知大儒赵复（朱学传人，人称江汉先生）在湖北德安被俘，便立刻组织护送北上入京，忽必烈亲自召见后，在大都建“太极书院”（收徒授学）， 立“周子祠”（推崇以周敦颐为首的理学宗师），编《传道图》（述伏羲、尧、舜、孔、颜、孟，以及周、张、程、朱之道统），著《伊洛发挥》（阐明理学宗旨），表《师友图》（介绍朱门弟子）。 赵复不仅是元代理学的师宗，也可以说是理学官化北传的第一人。赵复坚持不隐不仕，即可以收徒讲学但绝不出来做官，确实为元朝培养了一批理学人才，诸如护送赵复北上的姚枢、赵惟中，还有刘因、郝经、窦默等（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等一起在邢州城西紫金山共同研习天文、历法、算学等，称邢州五杰，元初紫金学派） 。 后来常讲的元代理学三大家：刘因（1247——1293 河南沁阳）是赵的学生，许衡（1209——1281 河北容城）是姚枢弃官隐居后的弟子，是赵的再传，唯吴澄（1249——1333 江西崇仁）是朱门黄干一系的后人，可谓南方理学的代表。 刘因先仕后隐，实受老师影响。他评“劭，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主张“古无经史之分”，比如《诗》、《书》、《春秋》，即是经，也是史。 许衡师从姚枢，学重践履，强调“圣人之道”重在“治生”。他依据理学的标准为元朝定礼制、立朝仪，并使《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应举考试的教科书。 吴澄虽然与刘、许一样坚持朱学的理为气之主、性为心之体的基本观点，但他更倾向于“和会朱陆”、协调心性（当然刘、许在这方面也倾向于朱陆的互补协调，而不是分歧和对抗）。 总之，元代理学是承接南宋，将调整好的主流思想文化以大一统的公权便利向全国传播。如元仁宗以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圣经章句”，“定为国是，而曲学杂说，悉罢黜之”（苏天爵《慈溪文稿·伊洛渊源录序》卷五）。 当然元代时喇嘛佛与全真道都特别受尊崇，但从社会政治管理层面看，理学还是位居其首。所以元代是理学由宋之理学到明之心学演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如果说元代思想界有个怪异，那就是既反对理学，又不相信佛道的邓牧（1247——1306 浙江杭州），自号“三教外人”，守气节、拒仕元，著有《洞宵图志》、《伯牙琴》等。 他抨击暴君污吏，“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人之用邪？”（《伯牙琴·君道》）君王是天下的祸根灾源，官吏比贼匪还坏、比虎狼还恶，是一切罪恶的帮凶。所以天下之乱，是因“官逼民反” ， “夺其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