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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与《阿Q正传》创作 　　摘要: 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认为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重视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的创作正与接受美学的理论暗合,体现了接受美学的基本特征,重视期待视野,拉开了审美距离,从而使作品散发出永恒魅力。 　　关键词: 接受美学鲁迅《阿Q正传》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70年代得到发展的由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是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维时空中研究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范式,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接受与再创造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作品是为读者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任何作家在创作中都要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比如他们的社会阅历、艺术修养、期待视野等。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创作即暗合了接受美学的特征,把读者放在首位,并且挖掘出了更多值得让读者接受的内容,从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阿Q正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阿Q正传》的创作初衷始终以读者为出发点,以读者为中心,我们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可看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中国当时的广大民众受剥削压迫、身处苦难而又愚昧落后、觉悟低下、沉睡难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对于读者恐怕很难有什么冲击力。因此,鲁迅拿起笔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使读者警醒,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身边人,引起思考。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他认为只有提倡文艺,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向前。因此,他的创作意图,正是着眼于读者,着眼于启蒙,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作品必须为民众所接受。从创作思想指导上,鲁迅与姚斯和伊塞尔确立的接受美学方法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在此。鲁迅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文主张――为中国的民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阿Q正传》中的阿Q应运而生。 　　《阿Q正传》中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是一个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这本已十分可悲,但尤为可悲的是他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对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他都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对来自比他强大的阶级或个人的残酷迫害麻木健忘,自甘轻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这正是当时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劣根性之一。读者时时可以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身边人。 　　阿Q的身世十分含糊,但和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自尊自负,在精神上也不把有钱的赵老太爷放在眼里。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他头上的仿佛就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家打,赌博赢钱又不幸被抢时,他总是用“精神胜利法”救回几乎失败的自己。斗不过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尼姑之类是绝对要找回“自信”的。阿Q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健忘、麻醉,甚至至死不觉醒。在生命将要结束时,他还自我安慰:“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在临刑示众时他还“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对自己身世的解释,对自己癞疮疤的光荣守护,对自己被打的开解,由欺负弱小寻回的自信,甚至临死前对来生的假想,都让不同的读者产生深思,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 　　但“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感到得意,读者越是感到痛苦”。[4]读者在欣赏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已经又创造性地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阿Q形象,从而实现了作家―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鲁迅先生是立志用笔画出国民劣根性的。他在不经意间很好地把握了接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