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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传统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列宁小学 　　［摘 要］ 鲜明的革命特色是苏区列宁小学与当地过去教育的本质区别，然列宁小学在坚持革命时代特征的同时，还呈现“非革命”的面相，体现为在实践操作中仍时常可见有违“革命教育”主旨的传统教育资源的运用。透过对这些“违规”现象的分析，可以窥见苏区社会变迁中的真实历史场景。 　　［关键词］ 列宁小学 革命 传统 　　 　　列宁小学是苏区对适龄儿童进行普通初级教育的场所。笔者在阅读资料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各地列宁小学时常有“读老书”、用“旧教员”等违规现象，这与现有的列宁小学研究中“革命范式”的话语叙述有明显的出入。显然，这些“违规”之举被现有的研究文本有意无意地漏掉了。本文无意对列宁小学作全方位的实证考查，只是在关注列宁小学“革命教育”特点的同时对其诸多“违规”之举作一历史的检视。本文认为，列宁小学与革命前小学教育有本质区别，但不是与过去教育的完全决裂，社会的自我调控机制使得革命前的教育资源一定程度上持续存在。这种延续性并非时人主观思想落后的体现，而是社会变迁中自我调控机理的表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延续”，列宁小学才得以在战事不断的困难时期业绩斐然。 　　 　　（一） 　　 　　列宁小学承担苏区适龄儿童普通教育的职责，是党和政府联系普通民众的一条纽带，从革命之初，就深受各级苏区政府的重视。从边区到中心苏区，列宁小学成为各地的一个常景。1932年，江西边区广昌县成立不久就有列小68所，在校生2259人［1］P756。中心区的于都县全县190个乡中共有列宁小学226所，做到每乡一个甚至是多个列宁小学［2］P460。而据毛泽东1933年在上杭才溪乡的实地调查，当地8个村庄中共有9所列宁小学，小学教育的普及可见一斑［3］P353－354。 　　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域，承担着传播相应政治文化的义务与功能。苏区是以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建立的新型社会，这一意识形态当然赋予教育以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宣言明确宣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4］P26，取而代之以“从阶级斗争出发，从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出发”的“共产主义的教育”［5］P60。为此，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则只能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6］P308。 　　据此，苏区原有的各类新式学堂、旧式私塾一律停办，教会学校也被取缔，全新的服务于革命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逐步展开。一是教育行政上归政府统一管理。革命前的苏区与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以私人民办为主。各级苏区政府成立后，民办教育为主的小学教育被政府官办一统取代，省、县两级大体设“文化委员会”对教育进行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设教育委员会，各省、县、区设教育部，而乡一级设“乡文化委员会”，列宁小学日常事宜由其打理，教育经费也由政府统一支付。二是重新规范课程与实行政府统编教材。取消“三民主义”与“读经”课程，新增“列宁读本、革命名词、共产主义”等新的课目。规定列宁小学教材，除算术勉强可因旧使用外，其余皆须用新的“共产主义教材”，由各县政府文委会编辑发给，原有的“所有五经四书及反动教科书，一律禁止教授”，从而肃清“孔孟思想及刮民党的杀民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教材”［7］P16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规定：中央苏区以外的苏区教材由（各）省编审出版委员会审定，中央苏区及与中央苏区发生了直接联系的苏区，重要材料的审查权一律在中央教育部。三是强化革命师资。实行教员资格的检定，列宁小学教员“由校长征求乡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同意聘任之”［8］P320，以前的那些教书先生，因大多出身地主富农，思想陈腐，不许他们再过教员生活，以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为此，要求各地县苏兴办列宁师范以解师资新求。 　　 　　（二） 　　 　　历史往往是复杂的，任何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与叙述都不可能还历史以原貌。如上所述，我们在看到列宁小学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同时，亦须留意原有社会痕迹的延续。1932年夏，江西省对各地建设情形进行巡视，发现“有些地方甚至以过去蒙馆先生当列宁小学教员，有些地方仍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课本的教材”。如南广县列宁小学大体皆“教老书”［9］P452-459。红都瑞金瑞林区稳材乡祠堂下学校里的教员都是“读老书的”［10］。老苏区的汀洲市至1933年当地仍有教“三民主义”的，至于其它“老书”的传授则十分普遍，汀洲教老书的学校有“三十所”，不教的只有一所［11］P57。各地关于“学校的教员还有由富农充当的”，列宁小学的教师“多半是豪绅地主富农子弟”充任等落后的景象不时呈现于历史文献中。综合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