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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日本数学史研究综述 　　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很久以来，国内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是为中国及其文化作辩护[1]. 　　与此相应，在中国，现代学术意义的数学史研究也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 　　从那时起，中国学者一方面翻译介绍外国数学史知识，一方面在整理祖国科学文化遗产，在此学术背景下，主要研究中国数学史.对外国数学史研究甚少的原因除上述的主观原因外，还有外国历史语言障碍及获得外国历史文献较为困难的客观原因.所以，很久以来，中国学界对外国数学史的研究一直不能顺利展开.1957年以后，由于冷战局面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能顺利进行，甚至不得不停止.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外国数学史研究也开始走上了正轨，但仍然因历史语言障碍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国数学史的规范性研究仍然十分薄弱. 　　经过最近30多年时间的数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终于出现一些正式的外国数学史研究. 　　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辽宁师范大学数学史研究团队编辑出版了《外国数学简史》和《世界数学通史》，并对古代埃及数学、希腊数学、玛雅数学进行了专题研究. 　　以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部分数学教育专家为主体的《几何原本》课题组翻译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乌斯等人的数学着作，并对希腊数学进行了专门研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文林、袁向东、胡作玄对西方现代数学史进行了专门研究. 　　此外，自李俨、钱宝琮等数学史前辈的研究工作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外数学交流史研究一直是中国数学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李俨、钱宝琮的着述中不仅论述了中国数学传播朝鲜、日本、越南的历史，而且也讨论了中国与印度数学、阿拉伯地区的数学交流，在此基础上杜石然对中阿数学交流做了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外数学交流史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李文林研究了中国与法国的现代数学交流；韩琦对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中西数学交流史进行了研究；金虎俊发表系列文章，讨论中国古代数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2-5];韩琦在章用与李俨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天文数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6]. 　　在数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中，外国数学史与中外数学交流史方面的论文也不断增多. 　　特别是，2002年吴文俊院士以他所获得的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基金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推动了中外数学交流史研究.在此基金资助下，纪志刚以斐波那契《计算之书》为中心，研究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数学交流问题[7];郭世荣系统调查了中国数学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影响，尤其是首次调查了清代数学着作在朝鲜的影响[8];冯立昇对中国与日本的数学交流史做了深入研究，对清代数学着作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明治后日本数学影响中国的研究贡献较大[9];徐泽林则整理编译了和算典籍[10],着重研究中国传统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对和算的影响；阿米尔、伊力哈木、郭园园则围绕对阿拉伯文数学文献的翻译，探讨中国数学对阿拉伯数学的影响问题[11-13].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在继续[14]. 　　中外数学交流史研究的立场与视角都是以中国科技文化为中心，不同于国别科技史研究的视角，着眼于中国数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以揭示中国数学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为宗旨，从而容易忽视对传入国数学文化发展历史的整体梳理与分析，以及传入国与其他文明的数学文化的关系. 　　同时，国别数学编史都是以自己民族为中心，割裂区域数学文化的整体性，强调各自国家传统数学的独立性与相互差异性，重视本民族数学的独特性与具体成就，而轻视区域数学文化的整体性与同质性，对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各国的数学史，仅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区域文化视野下深入研究各国的数学文化[15]. 　　1 中国的日本数学史研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东亚数学史研究最先出现于日本，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汉字文化圈国家，19世纪末以来，日本学者在研究本国数学史时首先研究中国数学史. 　　另一方面，17~19世纪的日本数学在东亚最为发达，明治维新后日本数学迅速转换为现代数学并且影响东亚其他国家的现代数学发展，从而日本数学史也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回顾中国的数学史学史中日本数学史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研究者主要有李俨、钱宝琮等人，研究内容主要是中日数学交流史以及部分和算问题.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主要有杜石然、李迪、沈康身、那日苏等人，研究内容主要是中日数学交流史，但基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