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皇帝不静之园.docVIP

宣统皇帝不静之园 　　在这所名为“静”的园子里，溥仪憧憬着获得比紫禁城里更多的自由，妃子革命、日本人撺掇他出关、张学良劝解他“好好念书，将来竞选总统”，无不说明他的生活一点都不“静”。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住过两年、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宅邸，在经过一年多的整修后于2007年7月20日对外开放。 　　溥仪1929年7月至1931年10月间，住在天津静园。在这短短的两年间，静园发生过“妃子革命”，印证了“九一八”事变久有蓄谋，并见证了发生在议事厅那场陈郑之间的历史之辩。 　　 　　“静”字的变化 　　 　　刚刚对外开放的静园是天津市特殊保护级别历史风貌建筑，从编号0110001上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悬于静园大客厅内的大幅对联“静坐观众妙，端居味天和”，其主调也是一个“静”字，静中求成，完成“中兴圣业”。可见“静以养吾浩然之气”，这才是溥仪用“静园”之真意。 　　早在1925年溥仪到天津来并不是为了当寓公。他那时才20岁，最初想利用这处口岸出海到东洋或西洋去，但是由于当时哪个国家都不答应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所以溥仪只能带着一妻一妃、兄弟姐妹以及仆女太监在这块华洋杂居租界地里长住下来。 　　流落天津当起寓公的溥仪，仍然威风不减当年。这位逊位皇上每天都有一群遗老前来叩拜，在他自己的心里，只是议事和上朝的地方挪了挪，并且生活自由与潇洒许多。 　　“静”字在静园起了风云之变，在一群复辟心切的遗老遗少以及利用此心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势力共同作用下，溥仪的野心就在静园繁殖出来。 　　“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这位失了江山的逊帝此时独独能把握住的只有威严了。但从后来的妃子革命和被日本所控制上看，他连威严也没有了。尽管如此，身着西装并不影响他喜欢接受来人的叩拜。 　　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他每天必见近臣，这些前清遗老旧臣以及每天上午蒙召一次的“驻津备顾问”就坐在楼外东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 　　天津静园保护利用顾问、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是溥仪研究专家，他最近发现，静园的客人中曾有一位青年才俊、当时年仅18岁的启功。启功是康熙第十一世孙，这特有的身份和皇族地位，也许是当时溥仪召见他的原因。“启功当年还年轻。肯定不是去议事，但是从启功在成年后并不愿意提到他的皇族身份上看，这其中肯定发生过一些转变，”王庆祥说，“但是在当时溥仪的《召见簿》里，的确记载着这么一次召见。” 　　静园近门处的房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他们的成分显得有些复杂，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乃至医卜星相等等。 　　让静字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是溥仪看到国民党在把自己赶出宫后，天下继续着民不聊生的岁月，而日本人的撺掇，更使他看到了复辟的希望。 　　溥仪在天津期间曾问过张学良：军队怎么办?张学良劝他：你不要问这问那，你打听那个干什么，与你什么关系?他劝说溥仪：“你把皇帝老爷那套又搬来了，你把那玩意儿去掉。你人在天津，去南开大学念书，假如你觉得南开不方便，你可以到美国去念书。” 　　作为朋友，张学良甚至认为自己给溥仪指过一条明道：先好好念书，再做个平民，一旦有机会，可以“称着你的身份将来选大总统，你有最好的机会，为什么?你有身份啊!”但是这种民主、共和的观念无法植根于一个“有身份”的逊帝思想中。 　　 　　下野奢侈生活 　　 　　住在静园虽然还享受着一个极小范围的帝王“待遇”，但是这两年溥仪的生活反而更丰富多彩起来。 　　他觉得西式生活很受用，静园在上个世纪初年就使用抽水马桶和暖气，这些“现代化”设备带来的舒适肯定远超几个世纪前盖的养心殿。 　　从苏格兰老师庄士敦那里他收获一个观点：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溥仪总结道：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过上西式浪漫好日子的溥仪，携妻带妾出入租界舞厅、游乐场、百货商场，凭借出卖他和弟弟溥杰费半年劲捣腾出来的紫禁城文物，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 　　当年溥仪外出时一定要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里一定要有一柄“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与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他在自己的书中曾经说过这些钱都花什么地方了，“像钢琴、钟表、唱片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 　　对于这种“竞购”，溥仪只能规定她们的月开销：婉容为“后”，每月一千，文绣是“妃”，定为八百。到来后，连这钱些也出不起了，就把她们的花销降为前者三百，后者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