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42年创作《李自成》曲折历程.docVIP

姚雪垠42年创作《李自成》曲折历程 　　不算之前的构思时间，从1957年秘密写作《李自成》开始，到1999年《李自成》四、五卷全部出版，姚雪垠的这部恢宏之作历经42年，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及之后，共4个历史阶段终至完成。这4个历史时段恰好是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之期，新的理念、思潮不断产生，或以整合的温和方式替代原有思维，或直接用批判之类的疾风暴雨进行观念的变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松弛，终在最后一个历史时段调整到协调发展的程度。 　　 　　不少人认为，由于《李自成》创作前后跨度太大，时间太长，致使出现前三卷与后两卷创作无法衔接的现象，因此影响了全书的质量。“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就把这样大跨度写作带来的缺失作为自己创作长篇的一个警示，“我在写《张居正》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我一定不要让我的小说放在30年之内去完成，我一定要在5年之内完成。这样，这5年给予我的文化的心态、身体的状况是一致的。我的小说也不至于前后反差那么大。”然而，姚雪垠自己说《李自成》“全书五卷的主要故事情节、结构布局、主要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逐步准备成熟的”，其创作主体已于上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四、五卷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在《小说》、《中国作家》等刊物上业已发表，其问题更多地应该归结到后续的修改与出版而不是先前的创作构思。从1986年到1999年，作者一直在苦于修改，最终的文字却并未有太大改动，结果迟迟拖至上世纪90年代末才将全书出版。个中原因究竟为何？这些创作中复杂、特殊的现象，可以说都缘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时代的变迁，文学思潮的涌动，曾怎样冲击着作者的创作思想，影响着作品的文字表达，都是今天我们在进行《李自成》研究时必须清楚的问题。 　　 　　1957――1963：文艺松动与主题合流下的《第一卷》顺利完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姚雪垠曾有创作《李自成》与《太平天国》两部历史小说的打算。而这两段历史，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关注。1944年3月，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日报》上刊出，以明末的政权腐朽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极大注意，并将其全文转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上，作为“整风”文件，散发全党学习。同时，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提出“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郭沫若却一直未动笔写。直到60年代初，陈毅又向郭沫若重提毛泽东让他总结太平军经验的事，郭沫若才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并亲自拟了全书的章节安排。但这项工作还是未能继续进行下去，在中途就中断了。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郭沫若当年的工作秘书王戎笙曾作如下推测，“我想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这时已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而且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之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太平天国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作为共产党的一面历史镜子，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姚雪垠拟创作《李自成》、《太平天国》这两部历史小说，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毛泽东重视这两段历史的影响。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李自成》而非《太平天国》，其原因想来也是与郭沫若同出一辙的。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姚雪垠并不讳言自己“关于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小说轮廓比反映明末历史的小说轮廓更为清晰”，而最终选定先写《李自成》，除了因为不熟悉太平天国活动的南方地理、风土、人情、语言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刻地写出近代史上革命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1957年6月，政治风云突变。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提出的“双百方针”之“花”还未盛开，“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已然下达。一批“双百方针”提倡下出现的批判现实、揭露现实阴暗面之作被作为典型毒草批判，大批参与“鸣放”的老作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团籍，下放劳动。姚雪垠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1957年春发表)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责之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的毛病。这种情况更加决定了姚雪垠着手先写《李自成》。 　　1961年夏天，《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完成。之所以进度如此之快，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外，主要还是由于上级领导的支持。而这，与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针对1958年“大跃进”经济与文艺的泡沫危机，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文艺政策的调整工作开始进行。1959年4月23日和5月3日，周恩来两次邀请文艺界代表进行座谈，并于5月3日下午作了题为《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提出文化艺术工作“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等10条指导意见，鼓励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群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