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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文化自觉 　　 　　当前，中国知识界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即在全球化形成的话语霸权面前，如何分辨、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拒绝“现代病”的糟粕，并在此过程中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反思和新的认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互依存”还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仅仅数年之后，它又被一个更新的名词取代了，这就是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全球化”。 　　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使生活的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变得便利了。互联网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 　　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恰恰与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汇合，有的海外人士甚至将此称做“中国机会”。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全球化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思考亦在深入。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这些都是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沉重问号。这些问号将会伴随今后好几代中国人。因为在我看来，“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更不如说是一种实践，而人的实践是没有止境的。 　　我以为，无论是对待“全球化”还是实践“全球化”，要紧的是要多一点文化自觉。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归结起来就是，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要想明白“全球化”这个大历史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即它的来路，它的历史渊源。同时也应当尽量看清楚它已显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看到它们对社会发展、国家兴衰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谁在拨动“全球化”的主旋律? 　　 　　●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 　　我经常参加国际会议，曾八次参加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看到了??个“全球化”实践的浓缩场景。 　　“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每年1月的达沃斯都是冰天雪地，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几百个分会场上讨论的却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热闹。热闹看多了，逐渐也就看出了一些“门道”来。 　　首先，“达沃斯”论坛真正走出欧洲，开始具有“全球”影响，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十多年来，“全球化”一直是论坛的主旋律，而不断奏响这一主旋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整体操作上，“达沃斯人”是很有文化自觉性的。从宏观议题如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到微观议题如克隆羊的诞生，人们不难看出其浓厚的西方主体色彩。这是一种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以理性主义作为旗帜并持续了300多年的运动，发展到了今天，就是技术至上、科学万能、物质主义。几者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在“达沃斯”这一被浓缩了的“全球化”场景中，人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行为主体们的全球眼光和全球关注。如199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全会上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2000年他又呼吁人们关注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都是从“全球化”的核心圈里表现出来的世界性。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世界性就有过十分精辟的描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以说，对100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并造成的“全球化”现象，还没有人预见得像马恩当年那样深刻和到位。科学的预见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大自觉。它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世界的别的任何地方。原因很简单，是欧洲，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开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大生产的实践，而这些伟大实践的启端，又可以再上溯到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的逻辑探问和思辨。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我们要研究欧洲观念的发展史，“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我悟其用意，就是要将人类几大主要文明中的这一块西方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搞清楚，从而在看当代纷繁世事时，有一种“历史的纵深”。“千锤万击出深山”，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 　　 　　“全球化”现象的人文思考 　　 　　●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西方话语体系是否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