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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面前韩国巴西不同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巴西政府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本土优秀研发机构被弃置，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跨国公司对巴西本土企业大肆兼并重组，进一步削弱了巴西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巴西人均GDP为2867美元，倒退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面对更具成本优势国家的竞争主动求变，把握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实施“科技立国”国家战略，从而占据了经济发展制高点。 　　实施科技优先发展国家战略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对外向型经济体韩国形成冲击。同时，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韩国逐渐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经济严峻大背景使得韩国认识到，必须着眼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开始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核心内容是从“引进、模仿”创新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2011年初，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思路，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作为“科技立国”战略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RD(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反映了政府政策从促进轻工业传统工业到关注重工业技术型工业，再到发展知识和技??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转变。 　　几乎是同时期，巴西奉行“华盛顿共识”从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巴西政府通过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大举借债，试图由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使巴西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降低财政赤字，政府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教育、科学和技术研究资金首当其冲，这对巴西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造成严重障碍。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已拥有重要的消费型电子工业，较为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若干家通信设备本地制造商以及高水平的技术基地，具备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巴西无法促成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集群的兴起，并进而实现以技术革新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巴西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战略中缺乏有效定位，直接后果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传统产品，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徘徊。 　　韩国、巴西两国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态度可从两国RD投入强度比较中得到佐证。1981年以来两国RD投入强度的演变情况与两国人均GDP演变趋势高度相似，20世纪80年代韩国、巴西RD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实施，韩国研发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3.47％，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位于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不受重视，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RAD／GDP不仅仅是科技投入指标，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和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状态。韩国、巴西人均GDP增长曲线与RD投入强度增长曲线的耦合性充分显示，研发投入、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科技优先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保护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高度关注，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 　　工业化早期，韩国政府为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影响，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在国外贷款中的比例都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在1983年仅相当于巴西的7％；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外贷款的比例在韩国仅为6.1％，而巴西为21.8％，充分反映了韩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业“独立”于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支配的产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