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广东反走私斗争.docVIP

80年代广东反走私斗争 　　广东走私严重，任仲夷等被召赴京 　　 　　1982年2月的一天，一架波音客机载着一批“神秘”的旅客腾空而起，向北方飞去。机上的乘客有任仲夷、刘田夫、李坚真、梁灵光、郭荣昌、吴南生等19位广东省的党政负责人，还有一大批随行人员。只见大家神情严肃、沉默寡言，不同以往乘机时那样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广东省委、省政府几乎全部负责人被召到北京开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事发有因。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甚至有人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其中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1982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央书记处随即派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到广东传达了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精神。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对于这一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1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向省委常委宣读了此《通知》，并立即决定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抓贯彻工作。随后，省委先后两次向党中央发出了贯彻《通知》情况的电报。不久，便接到通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立即赴京开会。 　　其实，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问题就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不适应。加上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乘机捞一把，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沿海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沿海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早在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对这些情况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得不够及时。 　　 　　中央书记处召开座谈会 　　 　　2月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一天，胡耀邦开宗明义地说，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之所以找两省的同志来，主要是因为两省是走私的重要通道，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有特区，有许多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 　　随后，任仲夷、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任仲夷郑重提出，“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 　　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任仲夷等吃了一颗“定心丸”。 　　关于对前段反走私斗争的形势如何估计，任仲夷汇报说，“经过前段反走私斗争，走私高潮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必须经常提高警惕，否则，走私贩私之风还会卷土重来。因为香港和内地有些商品物价有很大差距，铤而走险的人总会有的，我们不能稍有麻痹。”中央领导人同意广东的看法，认为经过前段有力打击，广东沿海地区走私贩私高潮已经过去，目前正逐步趋向低潮。 　　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领导人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任仲夷等飞回广州，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 　　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赵紫阳接见他们，谈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