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青年摄影团体纪事 启蒙年代图像趣味.docVIP

80年代青年摄影团体纪事 启蒙年代图像趣味 　　他们不再是为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而看，而是为自己看、为当时被某种程度浪漫化的“人民”而看。 　　 　　80年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也是思想极为活跃的十年。今天回望那个启蒙与复苏的年代，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有一种奋力前行的动力。处于同样境遇的中国摄影，也有相同的感受与力量。作为80年代摄影的过来人，最大感受是当时各地摄影人的理想与热情。各地的年轻摄影人以群体方式作为个人表达的手段(这听起来有点矛盾)，给予当时的摄影现状以不小的冲击，整个80年代，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民间自发组织的摄影群体也算前赴后继。前有北京的四月影会，后有广州的人人影会，进入80年代中期，又有陕西群体、厦门的五个一、上海的北河盟，北京的裂变群体等。这些追求各异、成员身份不同的群体，主要由年轻人及部分开始进入中年的“摄影青年”构成，它们的出现，也构成了丰富多元的摄影社群景观。这表明，追求创作自由的努力已经是当时的全国性现象。当时的这些“摄影青年”，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一个根本的共同的追求是，对于自主观看的权利的自觉追求。他们的摄影观看，不再是为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而看，而是为自己看、为当时被某种程度浪漫化的“人民”而看。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摄影来发言，同时也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摄影的面貌。 　　 　　四月影会：从中山公园兰室到中国美术馆 　　 　　四月影会的第一次展览在1979年举行，时间上早于后来在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星星画会。聚集在这个群体中的摄影青年包括了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罗小韵、王苗、李英杰、许涿、吕小中、范生平、池小宁等人。这批青年的家庭背景基本上属于北京的干部与上层文化人，这种文化资本使他们能较早地接受某种文化样式成为爱好，也能较敏感地感受到政治变化所引起的文化可能性。从1979年第一次展览到1980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最后一次展览，他们一共有三次展出，展览规模从小到大，最终登堂入室，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从异端成为正统的变化。四月影会的展览，以《自然?社会?人》为题，清晰地表明了“文革”后中国青年摄影人对于现实要有所表示的基本立场，从摄影美学的角度看，也打破了官方宣传摄影的粉饰现实的局面，历史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还努力打通摄影与其他表现样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展出时照片配诗。诗人叶文福曾经为第一届《自然?社会?人》配诗多首。这个中国年轻摄影人在中国的“解冻”时期在文化战线上相互声援的姿势，值得记取。 　　 　　人人影会：“打幻灯”的摄影流寇 　　 　　80年代的广州，有一影会名“人人”。这个群体的名字似乎预言了数码时代人人皆是摄影家的未来。此中名为安哥的摄影家，为传播群体与自己的摄影理念，“创造”了名为“打幻灯”的独特交流方式。他“流窜”于广州各院校--单位，后来又把足迹延伸到外地，为的就是在灭灯的黑暗中畅快交流对于摄影的看法。这种“打幻灯”方式，创造了具流动性的交流空间与活泼气氛，比开展览然后办一研讨会具有更高的机动性与自主性。由安哥A操持的幻灯游击战，对于打破艺术制度空间也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因为摄影的展览空间可因此不受展览馆的“白色立方体”的限制而只需要一面墙。 　　 　　陕西群体：摄影忠义救国军 　　 　　陕西地处中国内地，陕西摄影群体形成于80年代前期，其主要成员包括了侯登科、胡武功、潘科、邱晓明等人。他们的整体摄影追求，带有一种沉重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他们以“秦言”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摄影言论，通过对当时的国家摄影美学意识的猛烈批判，冲击当时的摄影思维。他们幻想摄影能够给国家带来改变。而他们的摄影聚焦点，主要落实于大西北的民生实况。他们的作品题材与风格，也比较一致或者说比较单调。但从他们的作品被主流摄影团体批为“土、老、破、旧”来看，正是他们的持续努力，才为后来中国纪实摄影的全面开花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而他们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名为《艰巨历程》展览。这个展览第一次展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造假照片。这在今天看，也是有勇气之举。不过，他们的幻想是落空的，我们至今仍然看到太多的粉饰性图像在不断生产出来。 　　 　　北河盟：举事于地下咖啡厅 　　 　　上海是摄影的当然大码头。在80年代，作为无组织背景，自发聚集另树一帜的，是名为“北河盟”的群体。主要成员有黄懿、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毛一青、计文于、王耀东、顾铮等十人。“北河盟”摄影群体，其成员或来自基层，或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从他们发表的艺术宣言《寻找者的话》以及他们当时的具体作品看，显然无意于通过摄影去与什么宏大事业发生关系。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取向是对于自我的寻找、确认与实现。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诉求，更多的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 　　1986年9月1日上午，“北河盟”摄影作品展览在淮海中路上的淮海电影院经营的巴黎咖啡厅(